1941年，64岁的何香凝在逃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绝望了，何香凝却很镇定地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想劫就来吧。”

1941年12月的珠江口，夜幕被日军轰炸机的轰鸣撕裂，64岁的何香凝裹着灰布棉袍，站在“岭南号”货船的甲板上，望着远处香港岛方向腾起的火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对香港的空袭日益频繁，作为国民党元老、宋庆龄的亲密战友，她早已被列入日军“重点搜捕名单”，此刻正跟随文化界人士撤离香港，却在伶仃洋面遭遇了意外——三艘挂着黑旗的快船从雾中冲出，船头的机枪朝天空扫射，子弹在船舷激起尺高的浪花。

船长李阿福握着舵轮的手在发抖，这艘载重百吨的货船本就老旧，搭载着3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眷属，此刻毫无抵抗能力。何香凝注意到，劫匪的船只涂着暗灰色油漆，船头立着的不是普通海盗的骷髅旗，而是绣着“海狼”二字的三角旗——这是活跃在珠江口的武装势力，既劫商船也替日伪做事，半年前曾击沉过一艘八路军的补给船。

“夫人，怎么办？”李阿福带着哭腔求助，舱内传来孩子的啼哭。何香凝摸了摸口袋里的宋庆龄手书，那是三天前在铜锣湾寓所收到的，信中说“此去艰险，唯以声望破局”。她理了理鬓角的白发，转身对翻译说：“用扩音器告诉他们，船上有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声音不大，却像块重石砸在甲板上，几个躲在舱口的文化人抬起头，眼中闪过希望。

快船逼近时，何香凝站到船头，借着手电筒的光，看见对方船首站着个戴墨镜的汉子，腰间别着两支驳壳枪。“老太婆，识相的把财物扔下来！”汉子的广东话带着澳门腔，身后的喽啰们举着煤油灯，映得水面一片橙红。何香凝往前半步，胸前的银制同盟会徽章在灯光下一闪：“我是何香凝，1905年在东京见过孙先生的，你们的老大没听说过？”

这句话像颗炸弹投入敌群。汉子的墨镜滑下鼻梁，露出一道从眉骨到嘴角的刀疤——他当然听说过何香凝，这位国民党元老、妇女运动的领袖，更是廖仲恺的遗孀，当年在广州时，连陈炯明的叛军都要敬她三分。更关键的是，何香凝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此刻日军正在香港搜捕抗日人士，得罪她极可能招来八路军游击队的报复。

“老大，咋办？”旁边的喽啰小声嘀咕。汉子盯着何香凝胸前的徽章，想起三年前在广州码头，亲眼看见她带着妇女抗日救亡会的成员，把募集的药品装上开往延安的货船。那时流传一句话：“惹谁别惹何香凝，她的笔能写垮半个国府，她的嘴能喊来千军万马。”

“夫人误会了，”汉子突然换了副笑脸，“我们是海上自卫队，见贵船灯火不明，怕遭日军袭击。”他挥了挥手，快船开始后退，“夫人一路平安，小的们给您护航十里。”何香凝看着对方船只转向，对呆立的李阿福说：“开船吧，天亮前要到三门岛。”语气平静，仿佛刚才只是赶走了一群拦路的野狗。

这场危机的化解，表面是何香凝的声望震慑了劫匪，实则是她半生革命积累的无形铠甲。作为中国同盟会首批女会员，她参与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亲手为广州起义的烈士缝制过军旗，连蒋介石都要尊称她一声“廖夫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在上海组织妇女救护队，把自己的画作义卖筹款，所得全部捐给八路军，毛泽东曾致信感谢：“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何香凝的镇定，源自对自身价值的清醒认知。她清楚，在乱世中，自己的身份不仅是个人符号，更是一面旗帜——日军想抓她立威，汉奸想利用她造势，就连海盗也明白，伤害她将成为各方势力的公敌。这种“危险的光环”，让她在撤离香港的21天里，三次化险为夷：一次在九龙半岛被伪军盘查，她掏出宋庆龄签署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通行证”；一次在澳门边境被葡萄牙守军刁难，她直接背诵《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条款。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她对民心向背的把握。那些海盗虽然作恶，但骨子里敬畏为国家流过血的人。当何香凝自报身份时，触动的是中国民间传统中“敬重义士”的集体意识——她不是养尊处优的官太太，而是亲手为烈士收殓遗体、在街头演讲时被军警打伤过的革命者，这种真实的革命经历，比任何护身符都更有力量。

抵达韶关后，何香凝在临时住所写下《赴渝途中口占》：“万里逃生入蜀川，日机轰炸苦颠连。众生灵肉成灰烬，杜甫诗中涕泪篇。”字里行间不见劫后余生的惊恐，只有对家国的忧虑。此后她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在重庆创办“中国妇女联谊会”，继续为抗日筹款，直到1948年与李济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