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4月份，萧劲光带着四野的先头部队一路往南走，当他们走到鸡公山这个地方时，上面突然来了通知，说要成立新的兵团，还给出了领导班子的安排，就是要建起12、13、14、15这四个兵团。
12兵团是从先遣兵团变过来的，它的头儿是司令兼政委萧劲光。陈伯钧是第一副司令，韩先楚则是第二副司令。这个兵团下面管着三个军，分别是40军、45军和46军。
40军的领头人换成了原来的政委罗舜初；45军那边，陈伯钧不光干着原来的活儿，还兼着军长的职位；46军呢，就是詹才芳来当军长了。
虽说陈伯钧资历挺深，但比起一直在前线打仗的人来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带兵打仗了。这种情况下，上级咋会让他去兼任那个职务呢？
陈伯钧是开国将帅里头的文化人，挺少见的。他以前考上了四川第四师范，结果参与学生活动时被学校给开除了。之后，他就去考了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到了1927年，他入了党。
大革命垮台后，我投身起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便当上了连队的代理头目。
那时候，他不但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亲身参与过战斗，是个有文化底子的稀有军官，在部队里升官挺快，一下子就做了连长，还当上了纵队参谋长。1930年，他就被提拔为军参谋长，同时还兼着纵队政委的职务，后来变成了红3军的师长。到了1932年，他又被调到红1军去当军长。1933年，他从瑞金红军学校学完出来后，就做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但因为那时候“左”的路线作祟，他又被调去做了师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成功汇合后，我被安排到红9军做参谋长，后来又转到了红4军担任参谋长。到了1936年，我的职务再次变动，被调去二方面军的6军团，当上了军团长。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后，我进了新部队，做了120师359旅的旅长，可没待上半个月，就被调到后面搞军训、做统战这些活儿了。到了1938年，我从党校学完出来，就直接去抗大当上了训练部部长，过了大概半年，我又升为了抗大二分校的校长。到了1941年，我告别了二分校，回了延安，在军政学院当上了副教育长。转眼1942年，我又被调去385旅，做了副旅长。
这个385旅，和陈锡联带的那支385旅不是一码事。这支385旅是在抗战刚开始那会儿组建的，不过呢，它的旅部和770团被留在了陇东看家，而陈锡联则带着669团冲到了前线，后来669团还扩编成了新的385旅。这样一来，就有了两支名字一样的部队，一支在前线打仗，一支在后方留守。陈伯钧呢，就在后方这支队伍里，他帮着旅长王维舟管所有的事儿。
抗战打完了，我就被安排去东北。路上经过冀热辽军区，那边还想让我留下当冀东军区的头儿呢。不过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那边没同意，就把我调到军调部干活了。等到全面开打内战的时候，我又被调到东北军政大学当了教育长，后来还在合江军区当了几个月的司令。没多久，又让我去做上干大队的大队长了。
1948年春天4月份，我成了辽东军区司令部新整编的第二前线指挥所的副头儿，帮着萧劲光在前线搞包围战。说到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那会儿，虽说我在前线带着兵，但实际上没咋动手指挥。
1949年春天，4月份那会儿，他随着四野的先头部队一路往南走，跟萧劲光将军一块儿。
他透露，上头安排他同时担任军长一职，主要是想让他多接触实际操作，多挑点担子，好好锻炼提升自己。虽说以前在部队里呆过，但十几年来都没在一线作战部队待过，好多东西都手生了。虽说自己参与过辽沈、平津战役，也在战役指挥上打过下手，但在部队建设、管理还有好多方面，自己还差得远呢。这次机会真是来之不易。
这说明了上级为啥突然间让他也当上了军长。
当他所在的部队完成中南地区的解放任务后，他就没再上前线打仗，而是转到了军事教育领域。他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后来又去了高等军事学院，担任过副院长、代理院长，最后还当上了正式的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