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6 年底，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郑重宣布：“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 （参考资料：2020-01-13 文汇客户端——1974年周恩来为什么要把主席这份人事安排的“手令”截留下来？直到他去世后秘书才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个秘密）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组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周恩来肩上，他办事出了名的精细，对这份关乎国家未来的名单更是慎之又慎，然而，就在他为各部门物色顶梁柱时，一个怪现象也随之而来。 周恩来用人确实不拘一格，比如，对率部起义、保全了北平古都的傅作义将军，除了已有的高位，周恩来力排众议，提议他出任水利部部长，以酬其功。 再如，周恩来亲自举荐李书城担任首任农业部长，不仅因为其才干，还特意向众人说明，此人正是党的一大在上海开会时的房东，后来又单枪匹马劝降了白崇禧。 可偏偏到了自己妻子邓颖超这里，周恩来却“固执”得不近人情，他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部长！” 这句话，周恩来守了整整26年，从1949年到他1976年逝世，邓颖超的职务始终是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副部级岗位。 这种“避嫌”的原则，不仅体现在职务上，更刻在了薪资待遇里，建国之初，干部工资主要看职务和革命资历，毛泽东带头定了调，自己和大多数国家级领导人都拿行政二级工资，把一级留给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 按照这个标准，正部长是三级，副部长是四级，邓颖超作为副主席，按职务是四级，但凭她早年的革命资历，定个三级也完全说得过去，谁知夫妇俩商量后，主动向中央申请了五级。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还没完，当周恩来的秘书何谦来汇报，说邓大姐的五级工资批下来时，周恩来没作声，可当何谦汇报自己的工资被定为十二级时，周恩来忽然问：“何谦，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是几级？” 何谦答：“十三级。”周恩来又问：“你为什么比他高一级？”何谦解释说自己参加革命比李银桥早两年，周恩来听完，若有所思地说了句：“那也不好吧……” 随后，周恩来便带着何谦去了邓颖超那里，进门就大声说：“小超啊，你申请的五级工资批下来啦！” 邓颖超笑着应和，可周恩来话锋一转，用商量的口吻说：“小超啊，你看你近来身体不太好，上班也不规律，我看呀，你拿六级就够了。” 邓颖超愣了一下，但立刻从丈夫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在回去的路上，周恩来又劝解何谦，让其将自己的工资等级降到和李银桥一个标准，而何谦也知道周恩来的用意，于是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自我约束，那接下来的一件事，则把这种原则坚守到了极致，甚至不惜“隐瞒”最高指示。 1974年，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一致同意提议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为此，周恩来抱病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做最后汇报，毛泽东听后，亲笔写下手令：“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这无疑是“最高指示”，然而，周恩来回京后，对于其他人事安排都一一传达照办，唯独将这份手令悄悄压在了自己的抽屉底，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到他1976年病逝，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张被藏起来的字条。 正因如此，邓颖超的功绩和地位，是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才得到正式的、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认可，这迟来的任命，恰恰反证了周恩来当年那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背后是何等坚硬的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