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1979年判刑13年死后十万人沿街磕头 “1979年1月的深夜，你们还好吗？”看守所阴冷的过道里，一个犯人小声打破了寂静。张钦礼抬头，声音沙哑却依旧爽朗：“我没事，兰考的庄稼要紧。”同牢的年轻人一愣——这位身陷囹圄的老人，心里装的竟仍是土地与百姓。后来，这句话被在场狱警悄悄记进了日记，也成了张钦礼人生境遇突然转折的见证。 时间拨回二十五年前。1954年春，兰考县委开会选举县长，三轮投票，好几位推荐人举手都举酸了，一直等到“张钦礼”三个字被喊出来，会场才安静下来。那一年，他三十六岁，敢说敢干，被同僚戏称“杠头县长”。人们记住他，不是因为官帽，而是因为他拿着算盘跑粮站、踩着泥水查盐碱，每到一村，总要在矮墙边跟老乡蹲一会儿，问问“咸盐地今年又返不返碱”。这种实打实的作风，当年就传进了京城，周恩来握着他的手，笑称他是“第一个敢当面挑刺儿的县长”。 然而，说真话常常付出代价。1958年“大干快上”热潮里，他直言产量数据灌水，结果被免职下放。那几年，他在农村与农民同吃粗粮，没人知道下一站在哪。直到1962年冬末，焦裕禄调任兰考书记，两位性格不同却同样倔强的干部第一次握手，火花四溅。不久后，焦裕禄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张钦礼紧跟，一人拿风标，一人扛铁锹。俩人说好：只要沙丘还在，谁倒下谁是小狗。兰考“三害”肆虐、百姓受苦的场景，成了两人共同的牵挂。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临终前，他把治理沙丘的笔记交给张钦礼，嘴唇发白：“后事，拜托你。”张钦礼没多话，按着书记手背，重重点头。此后五年，兰考的淤沙区、盐碱地逐渐变成了良田，治沙柳枝扎满了黄河故道的风口。村民们说：“当年跟着焦书记挖渠填沙，如今跟着张县长收麦分粮，这账算起来，两位书记都没亏咱。” 张钦礼对老百姓的好，细节最能说明问题。1963年初夏，12岁的陶建国在田边背草，草筐沾满露水沉得要命。张钦礼路过，接过草筐扛在肩头，一口气送到牲口棚。孩子抹汗，张钦礼还开玩笑：“割草可得练腰力，将来当生产队长得劲儿”。多年后陶建国成了村主任，每念此事仍眼眶泛红。又比如1968年配发的吉普车，他一次没坐，干脆卖了，两辆车换回四万五千块，给四十多个贫困团队打井。老支书们常说：“张县长两条腿骑车来，我们就不好意思懒着。” 1972年，山东白茅西村的张娥患淋巴结核，高烧不退。家人用架子车半夜赶到卫生所，医疗队已离开。张子善急得直哭，正好碰到下乡的张钦礼，他二话没说追车，把医疗队请了回来，连药费也帮结了绝大部分。这件事后来传遍鲁豫交界，乡亲们口口相传：“那是替咱拿命换命的县长。” 风头正劲时，命运却突然拐弯。1979年初，他被扣上莫须有罪名，判刑十三年。获悉消息的兰考百姓不敢信，三位代表带着葱油饼去探监。“老书记，这饼凉了再啃也香，先垫垫。”监舍里，四人抱头痛哭，狱警掉泪。这一年，他五十多岁，身体已不如从前，老胃病加上跌打旧伤，一犯病就眩晕。可他说得最多的仍是“治理沙丘的柳条不能断，断了一场风就吹没了”。 关押四年后，案件终获平反，张钦礼走出铁门，乡亲们排队送来鸡蛋、红枣、煮好的红薯，他笑道：“我又回来了，连帐还没算完。”恢复自由的十几年，他不像有些人那样退休隐居，而是继续下乡搞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主持过一次小范围座谈，提出“农田必须防返碱十年”的方案，被后来学者称为“超前意识”。 2004年5月18日凌晨，张钦礼病逝于开封。消息传到兰考，很多人沉默许久，然后默默出门。有人赶紧写横幅，有人主动维持交通，还有人直接从菜地挖出刚收的蒜薹，准备随车送行——“老书记喜欢自家地里的味道”。灵车上午十一点驶入县境，街头巷尾站满人。不知谁喊了一声“跪”，十里长街瞬间屈膝叩首。锣鼓震天，唢呐哀婉，鞭炮纸屑像白雪一样飘落。半小时车程，硬是走了四个小时；正午骄阳，谁也不挪地方。人们喊：“张书记，俺们给您送粮票来了”“张书记，您走得放心。”那天的兰考，没有店家收停车费，也没有唢呐队要谢仪。所有人仿佛只想完成一种简单仪式——把他送回黄河故道旁的那片槐林。 为什么十万人愿意自发磕头？答案或许藏在几十年前的积沙坝、盐碱滩，也在那两辆被卖掉的吉普车里。他曾说，“当干部就是替老百姓管钱管事，别让群众饿肚子”。话糙理不糙。许多人至今记得，焦裕禄走后，是张钦礼把治沙进度表钉在县政府门口，每周更新；也是他把县委食堂的细糠窝头省出一半，送去重灾户。这样的人去世了，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告诉世人：好干部值得这样送。 张钦礼没有留下堂而皇之的理论著作，留下的是一条条可以种麦子的沟渠，一口口可以出清水的机井。有人统计他一生卖车三次，捐款十七次，公开拒收礼品难以计数；有人说他太傻，可兰考老乡觉得“傻得值”。正因为这种“傻”，才有沙丘变良田的奇迹，才有十三年冤狱后依旧挺直的脊梁，也才有那场惊动河南的十万人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