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直言：何错之有？莫言不过是忠诚地记录历史罢了！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莫言小说的苦心！莫言的小说充满想象力，既充分现实，又超越现实，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童年时代的苦难造就了莫言，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经历的饥饿体验，恐怕中国以外的任何作家都无法跟他相比。苦难是莫言的第一摇篮，是他的天才催化剂。我认为瑞典学院选择了莫言非常正确，非常有见识。现在不要小看中国的当代作家，我一直说中国20世纪有两次文学高潮，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莫言和这些作家都是八十年代之子，我相信他们已经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译问题。 1976年，山东高密农村青年管谟业穿上军装来到黄县当兵。这个从小在胶河边上长大的农家子弟，在部队里格外珍惜机会。新兵连训练时，别人休息他还在加练，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步枪擦得锃亮。班长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新兵有个特别之处——总揣着本皱巴巴的《鲁迅全集》，熄灯后还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 1978年春天，部队要选拔士兵考军校。指导员找莫言谈话时，他正蹲在炊事班后院喂猪。听到消息，这个平时闷声不响的兵突然红了眼眶。后来莫言回忆说，那天他想起小时候饿得偷生产队玉米被父亲吊打的往事，觉得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借来全套高中课本，把演算纸钉在猪圈墙上，喂猪间隙就演算数学题。可惜最终军校招生名额取消，但团政委注意到这个爱读书的兵，破例让他担任了业余学校的文化教员。 在业余学校，莫言既要教战士们解一元二次方程，又要带语文课。有次讲《木兰辞》，他突发奇想让战士们用家乡话朗读，山东兵、四川兵、广东兵各念一段，课堂笑成一片。这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很快传开，连保密局的王政委都慕名来听课。那天莫言正讲《实践论》，用"种地要看节气"打比方，王政委听完当场拍板："调到训练大队去！" 1979年秋天，莫言背着行李来到狼牙山下的训练大队。这里聚集着从无锡招来的高中生，都是要培养的预备军官。按规定莫言只能算"借调"，工资比正式干部少一半，但他格外卖力。冬天教室没暖气，他就带着学员跑步热身；夏天蚊虫多，他自掏腰包买来风油精。有学员回忆，莫教官批改作文特别细，经常半夜还亮着灯，红笔写的评语比作文还长。 1982年那个燥热的夏天，成为莫言人生的分水岭。总政新规像道铁闸，把24岁以上士兵的提干路堵得死死的。已经超龄的莫言在训练场边的小树林里蹲了半天，把军装第二颗纽扣都揪松了。转机来得意外，政治部肖副主任来听课时，他正讲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顺手举了老家生产队种黄烟的例子："包产到户后，同样的地亩产翻番，这不是人变勤快了，是政策顺应了民心。" 成为军官后，莫言依然保持着写作习惯。训练大队的油印小报上，经常能看到他写的练兵故事。有篇《夜训记》被《解放军文艺》转载，里面描写夜靶场的情景："曳光弹划破黑暗时，整片山坡的露珠都在闪光"，这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已经显露出后来魔幻现实主义的雏形。当年那些被莫言教过的学员，很多人在他获诺奖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教官，早就在用文学眼光观察军营的每个清晨黄昏。 那会儿作家们都爱模仿，就像小孩子学写字先描红。莫言的《售棉大道》抄的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都是写一群人堵在路上发生的故事。只不过人家写的是汽车长龙，他改成农民排队卖棉花。最逗的是他读川端康成《雪国》，看见书里写条秋田犬，马上想起老家高密的大白狗，连夜写出《白狗秋千架》。后来他自己都笑，说这就像谈恋爱，看谁好就跟谁学两招。 有意思的是，这些外国文学没把莫言变成"洋派作家"，反而让他更惦记乡土。他写《红高粱》时，把爷爷辈打鬼子的真事和魔幻手法搅在一起，日本兵脑袋开花能描写成爆开的西瓜。有次他在老乡家喝酒，听老汉讲民国时期土匪往人身上刷蜂蜜让蚂蚁咬的酷刑，回家就写进《檀香刑》里。这种土得掉渣的素材，经过现代派手法的加工，反而成了新鲜货。 当时文坛流行各种流派，像赶集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先锋派作家玩文字游戏，把句子写得像密码；新写实主义作家专门记录鸡毛蒜皮。莫言哪个流派都沾点边，又哪个都不算。他写《酒国》用侦探小说外壳装社会讽刺，写《丰乳肥臀》把家族史写成神话传说。出版社编辑看得直挠头，说你这算哪门子写法？他咧嘴一笑：高粱地里长出来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