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个氢弹重要部件在运往北京路上，被人偷走了，周总理叫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限你10天内破案，找回部件！”

1969年春天，太原703研究所成功研制出“TQD自动仪”，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零件，它能让氢弹的实战能力上一个大台阶，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研究所接到命令，要把这宝贝送往北京。他们挑了秦家康和杨晓晨两个保卫人员，负责把“TQD自动仪”安全运到首都。为了不引人注意，部件被装在一个不起眼的灰色旅行箱里，箱子表面贴了几张旧火车票，伪装成普通行李。两人从太原火车站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车厢里人挤人，空气里满是煤烟味。他们把箱子放上行李架，用细绳绑得结结实实，轮流盯着，生怕出一点岔子。

火车在代县站停了一下，杨晓晨下去买了只烧鸡，秦家康留在车上，死死盯着箱子。车厢里人来人往，孩子哭闹，商贩叫卖，乱哄哄的。两人一路上都绷紧了神经，觉得这趟差事责任太大，半点马虎不得。可谁也没想到，到了北京站，打开箱子一看，傻眼了——“TQD自动仪”没了！箱子锁头完好，里面的衣物整整齐齐，就是那个金属部件不翼而飞。两人吓得腿都软了，赶紧把这事上报，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到了国务院。

周总理得到消息，立马召见谢富治，语气严肃，下令10天内必须找回部件。谢富治一听，脑门上全是汗，这可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丢了这种东西，后果谁也担不起。他回到公安部，马上组织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查遍了从太原到北京的铁路沿线。刚开始，大家都怀疑是外国特工干的，尤其是苏联或者台湾的间谍，毕竟这部件太敏感了。

专案组把火车上所有乘客的底细查了个遍，翻户籍、查行程，忙得不可开交。没多久，他们还真抓到一个台湾间谍，叫司马远发。这家伙鬼鬼祟祟，证件还是假的，嫌疑大得不得了。可审来审去，司马远发一口咬定不知道什么“TQD自动仪”，查他的活动轨迹，也没找到任何跟部件相关的线索。这条线断了，6天过去了，案子还是没头绪。

谢富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间只剩4天，专案组决定请出一些退休的老侦查员帮忙。郭应峰就是其中之一。这老头儿虽然退了休，但脑子活，经验多，破过不少大案。他接手后，先是仔仔细细检查了那个旅行箱，发现箱子内侧有一小块油渍，闻起来有点花香。化验结果一出来，确认是“红灯牌”护肤霜，这玩意儿在山西乡镇的年轻女孩子里挺常见。郭应峰琢磨，这案子可能不是什么特工干的，八成是个普通小偷，估计是个20多岁的山西女的，擅长开锁，还会伪装，偷了东西也不知道偷了个啥。

有了这个思路，专案组重新筛查乘客名单，很快就锁定了奚若兰。她28岁，山西人，以前在晋剧团唱戏，后来剧团散了，她没活路，就干起了偷窃的勾当。她身形小巧，脸蛋儿长得挺清秀，平时爱乔装打扮，蒙个围巾就混在人群里，谁也认不出来。更要命的是，她还学过开锁，手法利索，之前因为偷东西蹲过监狱。专案组查到这儿，觉得她嫌疑最大，但没证据，她肯定不会老实交代。郭应峰想了想，决定来个“引蛇出洞”。

他带人去了趟太原，找到奚若兰常出没的地方，安排了一出戏。郭应峰跟一个年轻干警假装吃饭，干警故意把钱包放在显眼的地方，里面塞满了现金。郭应峰瞅准机会，装作不经意地把钱包“偷”走，动作快得像一阵风，但又特意让旁边的奚若兰看见。果然，奚若兰上钩了，觉得这老头儿“技术”了得，忍不住想套近乎。她追着郭应峰聊了几句，话里话外透着对偷东西的兴趣。郭应峰顺着她的话头聊下去，慢慢套出了关键信息——她在火车上偷了个“铁疙瘩”，觉得不值钱，就扔到太原人民公园的水池里了。郭应峰一听，马上意识到，这个“铁疙瘩”八成就是“TQD自动仪”。

时间紧迫，专案组连夜赶到人民公园，组织人手打捞水池。那水池不大，但淤泥厚，水底全是杂物。干警们拿着长竿和网具，翻来翻去，折腾了大半夜，终于在第9天早上捞上来一个金属物件。东西表面有点锈，但整体没坏，送到研究所一检查，确认就是“TQD自动仪”。这下总算松了口气，谢富治赶紧把结果报上去，距离周总理的10天期限还差半天，案子总算破了。

奚若兰被抓起来，偷了国家机密，罪名不小，法庭上她还想狡辩，说不知道那东西有多重要，但证据确凿，直接判了重刑。秦家康和杨晓晨因为看管不力，挨了处分，档案里记了一笔，工作上也老实了不少。郭应峰这老侦查员立了大功，公安部给他发了表彰，但他没要什么奖励，收拾收拾就回了家，继续过他的退休日子。国家也吸取教训，之后凡是绝密物资的运输，都改成武装押运，用专车，配上荷枪实弹的警卫，绝不让类似的事再发生。这件“TQD自动仪”后来顺利用在氢弹研发上，为国家的核武库添了份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