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邱清泉让12军副军长于一凡乘飞机去南京反省，等于变相解除他的指挥权，于一凡见机场已在解放军炮火覆盖下，且已无飞机，便决定投诚。   1949年初，陈官庄的天空总是灰蒙的，炮火在远处响着，像是一场迟迟没有结束的雷雨，在这片混乱的战场上，有人还在等待命令，有人已经在盘算退路，而于一凡，站在风口浪尖，静静地观察着战局的走向。   这个东北出身的将领，早年在讲武堂出身，靠着一步步升迁，在国军中坐到了112师师长的位置，多年来，他打过不少仗，熟悉军中上下规则，也清楚派系之间的暗流，可无论是抗战时期的奋勇，还是对上级命令的忠诚，都没能换来真正的信任，尤其是到了淮海战役，局势急转直下，他更像是被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徐州战役全面展开后，国军试图以第二兵团为主力，突破解放军的包围圈，邱清泉是兵团司令，有着“敢打敢拼”的名声，可他对部下疑心极重，总担心有人不听使唤，于一凡所在的112师本是嫡系，却也没能幸免，先是被调出核心指挥圈，接着又被冠上“副军长”的头衔，听着像是提拔，实际却是边缘化，他手中权力被削，指令也越来越绕，很多时候连自己的人马调动都要报批几层。   那时候，前线局势已经非常紧张，部队困在陈官庄周围，粮食和弹药越来越少，士兵的情绪也随之动荡，不少人开始私下议论，说这样守下去等于等死，于一凡心里明白，战场早已失去主动，解放军的攻势一波接一波，国军反而像是坐在围墙里等最后一击。   可真正让他意识到“走投无路”的，是那一天的调令，1月初，邱清泉突然下命令，让于一凡前往南京“反省”，这条命令看似平常，实则意味深长，在战局如此紧张的时候，调走一位前线将领，只可能有一个理由：不信任他，于一凡得到了命令，按部队规矩，他要立刻动身前往机场，但就在他带着几位随行军官赶往机场时，才发现这条“退路”，其实早已被炸断。   沿途的村庄已经变成废墟，路边到处是烧焦的车辆和破裂的军靴，机场更是一片荒芜，跑道被炮火轰得坑坑洼洼，根本没有飞机，也没有守军，他站在那片焦黑的土地上，看着天边的硝烟，心里突然明白了：这不是一场调动，这是一次“清理”，如果他还执意回去，只怕连命都保不住。   部队已经断粮数日，一些地方甚至开始吃马肉，而就在这时，112师里也传来消息，有的部队已经偷偷接触了解放军，准备起义，过去这些在军中只是传闻，如今却变成了现实，邱清泉对手下越来越不放心，暗中派出督战队监视部队行踪，于一凡知道自己被盯着，随便一个“延误军令”的借口，就可能被当场处置。   形势比人强，他没有回兵团部，而是借口查看部队部署，从军部悄然撤离，他带上几个亲信，绕开第五军的岗哨，穿过泥泞和断墙，径直朝解放军阵地方向走去，这一路上没有任何犹豫，他明白，投诚不是背叛，而是眼下唯一能为自己和部队争取活路的方式。   靠近解放军阵地时，他举起了白旗，没有喧嚣，也没有鼓噪，只有冷风吹动破旧的军服，他带着112师主要干部向解放军表明态度，愿意全师起义，听从整编，解放军方面给予了明确回应，很快接收了他们，并开始对部队进行整顿。   这次投诚来得迅速而坚决，等邱清泉得知消息时，112师已经完全脱离指挥系统，成为解放军接收的正规编制，这对第二兵团来说是一记重击，失去主力部队后，军心更加涣散，几天后，陈官庄的防线全面崩溃，邱清泉率残部突围失败，死于乱战之中，至此，整个徐州战场国军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杜聿明被俘，李弥逃脱，战役宣告结束。   于一凡的这一步，虽然没有开枪，却像是战局中一颗精准落子的棋子，他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冲锋，也没有在电报中发布命令，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完成了决定战局的一次转向。   投诚之后，他被送往华东军区高俘团接受改造，与其他战犯不同，他的态度算得上积极，不久后，又被转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参与劳动，学习政策，逐渐适应了新制度下的生活节奏，管理所要求战犯参与种菜、扫地等日常工作，于一凡也不例外，刚开始，他动作笨拙，锄头都拿不稳，但没多久就熟练起来，他没有表现出抵抗，也没有抱怨，他知道，过去那些年的荣誉和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61年冬天，他获得了特赦，那天阳光明亮，他走出管理所时，穿着一身普通的棉衣，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他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南京政协工作，那里有他的家人，余生，他不再谈军旅，也不再过问政治，只是安安静静地生活，像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