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定烈司令员乘车去剿匪，途中得知参谋打过一个电话，他听后立即下令原路返回，次日，一名大队长却对他说：“好险呀！还好你们回去了……”   1950年夏天，恩施的山林里依旧不太平，新中国才刚刚建立，这片地处鄂、湘、川交界的偏远山区，却仍被土匪盘踞，他们有的是国民党溃兵，有的是地主武装，有的干脆是地方黑帮，成帮结伙占山为王，数量超过万人，枪炮齐全，纪律严明，老百姓白天不敢上山干活，晚上不敢点灯睡觉，干部下乡动辄遇袭，解放军的交通线也常被破坏，短短几个月内，已有数十名战士命丧山林。   王定烈，这位经历过长征和解放战争的老将，被派到恩施主持剿匪，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不亚于正规战争的硬仗，这不是单靠火力和兵力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与时间、地形、心理、民心的持久较量。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次看似普通的出行中，那天，王定烈准备前往来凤县部署一次关键的剿匪行动，随行的只有两个参谋和一名司机，出发前，参谋照例打了电话通知来凤方面做好接待，车子在山路上行驶时，王定烈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电话可能被监听。   这是他多年作战经验带来的直觉，当时的电话线路大多是明线，架在电杆上，容易被人接线偷听，恩施的土匪又极为狡猾，早已渗透进地方系统，监听情报并非难事，一旦他们得知自己行踪，伏击的可能性极高，于是他立刻命令掉头回撤，没有多说一句。   第二天，侦察兵在原计划路线的山林中发现了大量伪装痕迹和弹药痕迹，确认有一股土匪埋伏其中，人数在五十人以上，火力配置严密，这次及时撤回，为王定烈和参谋们避开了一场可能致命的袭击。   这件事之后，王定烈更加坚信，剿匪不能只靠武力，必须从敌人的弱点入手，用智慧赢得主动，他开始制定新的策略——反监听。   他命令参谋部每天通过电话向各地“通报情报”：某地兵力不足、某路段将调动部队、某个缺口防守空虚，这些“情报”看似漏洞百出，却正是王定烈布下的陷阱，几天后，土匪果然聚集在其中一个“薄弱”点，准备偷袭，埋伏在山谷中的解放军早已严阵以待，一场突击战迅速展开，二十分钟内全歼敌人，缴获大批武器和一台监听设备。   审讯俘虏时发现，这股土匪由一名前国民党通讯官带领，早已在电话局内埋下眼线，窃听各地线路，这也解释了为何多次剿匪行动总被提前察觉，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手里竟有一份详细的解放军干部名单，王定烈的名字被特别标注为“重点目标”。   这次战斗成为整个剿匪战线的警钟，王定烈马上下令整顿通讯系统，所有涉密信息改用暗语和密码传达，并从军区调来通讯专家对电话局进行全面清查，果然，又查出几名潜伏的内线。   而在战术层面，剿匪部队转向“驻剿”和“围剿”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派出小分队进驻重点村庄，日夜巡逻，清查可疑人员，另一方面则调动大部队围堵匪区，压缩土匪活动空间，部队采取“蚂蚁搬家”式推进，一山一岭地搜索，地毯式排查，不给敌人留一丝藏身之地。   剿匪不是一阵风，王定烈清楚，土匪的根不只是枪杆子，还有人心，于是他在剿匪过程中极为重视群众工作，部队下乡不准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们一边宣传政策，一边帮助村民修路挑水，晚上还轮流替村里巡夜，慢慢地，百姓开始从观望转为支持。   起初，群众对政府和部队依然心存疑虑，很多人曾被土匪威胁，不敢说话，更不敢举报，但随着部队纪律严明、措施得当，一些人开始悄悄提供线索，有老奶奶走十几里山路，只为告诉部队自己的孙子被绑上山当了土匪；有村干部在夜里偷偷把地图塞进军营，说隔壁山头藏着一窝人。   王定烈也对土匪实行分类处理，对那些罪恶深重的首领，依法审判，现场执行；而对被胁迫上山、并未犯下大罪的年轻人，则给予自新机会，不少原本只是放哨、送饭的小土匪，看到部队宽容处理，愿意下山投诚，王定烈安排他们参加劳动队，修路、种田、建房，一边接受教育，一边重新做人。   剿匪中最艰难的往往不是战斗，而是瓦解与劝降，部队成立专门的政策宣传小组，深入山寨，用土家话、苗语翻译政策内容，张贴标语、发放传单，王定烈要求所有进驻部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不准强行搜查，不准干涉村民祭祀活动，有时，战士们还陪着村民赶集、看戏，逐渐打破隔阂。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到了1951年中期，恩施地区的主要匪患被肃清，共剿灭土匪七十多股，缴获武器近万支，子弹超过一百万发，曾经不敢出门的山民，如今可以放心种地、送孩子上学，夜里，村庄重新亮起灯火，山路不再埋伏冷枪，门口不再设岗放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