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侦查员文国才被捕，不料，日军翻译官却对他低语：“别暴露!“没几天，牢房里的一个盐贩子，竟也想帮他越狱，这是为何呢？

文国才1910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贫苦农家，家里土墙草屋，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小时候跟着爹下田干活，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练就一身力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横行，村里被烧得破败不堪，他亲眼看到乡亲被日军欺凌，气得牙痒痒，决心投身抗日。他找到新四军，加入四十九旅五十五团，当上侦查队员。文国才个子瘦小，行动灵活，脑子转得快，很快就学会了伪装、跟踪和传递暗号。他常扮成小贩或农民，混进敌占区，摸清日军据点的位置，抄录布防情报，帮部队打了好几场漂亮仗。1942年，他潜入一处日军碉堡附近，趴在草丛里观察半天，记下敌军巡逻规律，回来后组织顺利端掉那个据点，立了大功。1944年夏天，抗战进入白热化，新四军在皖南频频出击，文国才接到任务，前往安徽黄山和铜陵交界的周家屯，找地下联络员传递情报。他换上破布衫，背上竹篓，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顶着烈日赶路，路上小心翼翼躲着日军巡逻队。 任务本该顺利完成，可到了周家屯的杂货铺，文国才报出暗号后，掌柜却没反应。他当机立断转身离开，却被埋伏的日军堵住。十几个士兵围上来，刺刀亮晃晃，绳子绑紧他的手腕，直接押往黄山市区的日军监狱。监狱设在旧营房，高墙铁丝网围得严实，瞭望塔上架着机枪，院子里还有狼狗来回转悠。文国才被关进一间窄小的牢房，里面潮湿阴冷，地上铺着烂稻草。他以为这次凶多吉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决心无论敌人怎么逼问，都不泄露半点机密。第二天，他被押到刑讯室，三个日本军官坐在桌后，旁边站着个胖胖的翻译官，穿着皱巴长衫，脸上挂着讨好的笑。翻译官走过来，大声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却突然压低声音，飞快说出他的身份，叮嘱他装成普通村民，谎称来收账。文国才顺着说辞，编了个收账的故事，翻译官装模作样记录，回头向军官汇报。军官问了几句后挥手让人把他押回牢房，竟然没动刑。接下来的半个月，文国才没再被提审，日军忙着清剿新四军根据地，对他这个“村民”没多在意。他被关在牢里，日子难熬，担心任务耽误会坏了大事。 没过几天，牢房来了个新犯人，自称叫张三，是个卖私盐的贩子，皮肤黑黝黝，衣裳破得像抹布。他被抓是因为私盐生意触了日军的霉头，关进来后跟文国才聊了几句，抱怨日军盘查太严，言语里透着对鬼子的恨。没多久，张三提出一起挖洞越狱，文国才见他眼神真诚，点头同意。两人趁放风观察地形，发现牢房东北角靠近外墙，看守少，狼狗也不常过去。他们用掰下的铁片当工具，晚上轮流挖墙，白天拿草席盖住洞口。挖了五天，墙洞终于通了，两人趁夜深钻出去，贴着墙根躲开巡逻，翻过土墙，逃进树林。张三逃走后跟文国才匆匆分开，再没音讯。后来文国才才知道，张三不是普通盐贩，而是新四军安排的联络员，专门找机会救被俘的同志。 逃回部队后，文国才赶紧汇报了任务暴露的情况，推测周家屯的联络点可能被敌人渗透。组织迅速调整了当地的工作部署，保住了一批地下人员。1945年，文国才继续在皖南作战，跟着部队打了好几次反扫荡，炸了日军一个弹药库，缴获不少武器。抗战胜利后，他没停下脚步，加入解放战争，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中南战役。淮海战役里，他冒着炮火运物资，背着几十斤重的粮食袋跑了上百里路，鞋底磨破，脚底全是血泡。渡江战役中，他随部队坐木舟强渡长江，桨划得飞快，江水溅了一身。解放后，他转到地方工作，先在绍兴华舍镇当党委书记，穿着灰布衫，骑辆旧自行车，挨家挨户动员修路架桥，村里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后来他调到绍兴市糖烟酒业公司当副经理，管仓库和市场，账目查得清清楚楚。1984年他离休，住进绍兴一间老平房，屋里摆着张旧木桌，墙上挂着几枚泛黄的军功章。他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的事，嗓子哑了也讲得起劲。 关于那个翻译官和张三，文国才一直没打听到下落。他试着通过组织查档案，可那年代战乱，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他猜他们要么牺牲了，要么隐姓埋名接着干革命。晚年时，他常坐在院子里，拄着拐杖看远处的山，感慨自己这条命是战友们换来的。1990年代，文国才去世，享年八十多岁。他这一辈子，抗战、解放、建设，样样没落下，活得踏实，干得硬气。他的故事，跟无数草根英雄一样，没啥光环，却实打实地为国家拼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