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看见他锐利的目光钉在木箱上，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是……是我做的。”我的声音细若蚊蝇。
“你哪来的胆子？”他提高了嗓门，眉头紧锁，“自己想想吧！”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头皮发麻，心里翻江倒海。为了这么个木箱，我提干的梦，怕是要碎了。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年前。1969年，我18岁，穿着母亲缝的布鞋，胸前别着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去部队的火车。我们村穷，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是个木匠，勉强能养家糊口。我从小跟着他学手艺，想着将来能混口饭吃。可当兵的机会来了，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父亲死活不同意，说家里穷，当兵能图个啥？可我就是想去，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穿上军装，威风凛凛。
到了部队，才发现现实和想象中天差地别。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压得人喘不过气，跑步、射击、战术动作，样样都要练到极致。新兵连三个月，我的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但我咬牙坚持了下来。
1970年，我被分到了工兵连。工兵连是个苦差事，打仗要冲锋陷阵排雷开路，平时还得修桥铺路，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虽然累，但我喜欢这种充实的感觉，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娃，逐渐成长为连队里小有名气的“多面手”。领导也器重我，提拔我做了副班长。
1972年，班长退伍，我接替了他的位置，还被列入了预提干部名单。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熬出头了，未来一片光明。可谁知道，就因为一个木箱，一切都变了。
1973年秋天，团里盖新营房，我们班负责做门窗。我以前跟父亲学过木工，连长便把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借用了赵庄村生产队的木工房，拉来木料和图纸，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连长来检查工作，还表扬了我好几次。
眼看着提干在望，我心里却冒出了个念头：平时东西都装在破旧的行李袋里，太寒酸了。要是能做个木箱，把衣服和书籍整整齐齐地放进去，该多好！这个念头就像野草一样，在我的心里疯狂滋长。
中午，战友们都去休息了，我偷偷挑了块好木料，用剩下的边角料做了个木箱。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被指导员撞了个正着。
第二天，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地把我训了一顿，说我损公肥私。他拍着桌子吼：“提干？你这样的人还想提干？回去好好反省！”
我的班长职务被撤销了，做门窗的任务也交给了副班长。战友们对我指指点点，有的甚至冷嘲热讽：“你这班长当得真有水平，为了个破木箱，把前途都搭进去了！”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11月，退伍名单公布，我的名字赫然在列。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遗憾，有不甘，更多的是深深的自责。
回到家，父亲得知我因为一个木箱被退伍，气得直跺脚：“你怎么这么糊涂！为了个木箱，把大好前途都毁了！”我低着头，任凭父亲责骂，心里像刀割一样疼。
回到村里，我成了大家的笑柄。邻里乡亲见到我，总是说些风凉话：“这不是那个当兵回来的小伙子嘛，听说差点提干了，结果出了啥幺蛾子？”我像吞了黄连一样苦，却无力反驳。
日子还得过。父亲把我介绍到生产队木工房，我又拿起了熟悉的锯子和刨子。虽然赚的不多，但总算能养活自己。两年后，我娶了邻村的姑娘秀梅。她很贤惠，从不抱怨我当兵没提干的事。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咱们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她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力量。
1978年分田到户，木工房解散了。我和父亲在家接活，做些桌椅板凳拿到集市上卖。没想到，第一天就卖光了。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后来，我接了一些订单，甚至还和县里的家具厂合作过一段时间，虽然因为款项问题合作中断了，但我并没有气馁。
我跑到广州、深圳考察学习，回来后租了个院子，买了几台机器，开始自己生产家具。创业初期很艰难，但熬过最难的时期后，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几年后，我的家具厂越做越大，产品销往县里甚至市里。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2016年，我加入了老部队的微信群，竟然发现连长和指导员也在群里。他们得知我的情况后，都夸我能干。2021年，战友们在郑州聚会，连长和指导员主动向我道歉，说当年对我太严厉了。我笑着说：“都过去了，谁年轻时没犯过错？重要的是，我们都成长了。”
人生就是这样，即使走过弯路，只要不放弃，终究会看到阳光。一个木箱，曾经是我的耻辱，也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明白，诚实和 integrity 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