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刑侦大剧,《我是刑警》自开播以来就好评如潮,且该剧的大部分主角与案件都是有原型可供参考。
就在本剧最高潮的“张克寒案”爆发前夕,观众们却察觉到了一个“异象”:秦川奉命调任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的时候,他已经是正处级三级警监,但跟了他十几年的肖庆东,居然只是三级警督。
要知道,三级警督与三级警监之间差了好几级。按照肖庆东的履历与能力,他为何与秦川的级别差得这么远?
谈及这个话题前,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下我国警衔制度与晋升流程。
中国现行的警衔分为五等:总警监、副总警监、警监、警督、警司、警员;五等中细分为十三级对应十三个不同的肩章图案。
区分一名警察警衔的高低,可以看他的肩章,通常而言,由银色横杠加上银色四角星花组成横杠与四角星花越多等级越高。
比如,一名警校生本科毕业入警的肩章就从“一拐”的警校学员,转成“二拐”见习警员。经过初任培训和一年实习期“二拐”进阶为“一毛一”,即“三级警司” 。
如果是研究生毕业新警转正是“一毛二”即“二级警司”,这就是社会上所流传的“一毛一”“两毛一”。三级警督就是“二毛一”,意喻肩章上有两条竖杠和两朵花。
俏皮话里的“一毛”“两毛”,指的就是肩章最边缘的竖行,后面的数字代表着肩章上的花朵数量。
警监由银色麦穗与银色四角星花组成,也只有到了警监这个级别才能穿白衬衫。警监再往上的副总警监和总警监没有花和竖行,而是以国徽来代替。
在我国警衔管理条例中,通常是以三级到一级来区分级别高低,三最小,一最大,这样以此类推。
在《我是刑警》的剧情中,肖庆东跟着秦川身边十几年破了不少案件。当秦川调到中昌省公安厅担任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时,他已经成为三级警监,但肖庆东只是三级警督,这中间已经差了三四个级别。
从该剧的开头来看,即1995年一二八抢劫案发生的时候,秦川、叶茂生和肖庆东三人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刑警。
当时秦川是西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叶茂生是大山子派出所民警,肖庆东是河昌市公安局刑警队重案民警。
彼时的秦川和叶茂生的警衔都是一级警司,虽然不清楚肖庆东的警衔,但从他是市局刑警队重案民警来看,其警衔和资历应该和秦川、叶茂生差不多。
按照警衔晋升年限规定来看,每经过三年的磨练警衔就会加“一星”,直到加满“三星”,所以“警司”到“警督”是每四年晋升一次。
当然不是简简单单地换衔,凡晋必训只要警衔升级都需要进行培训考核才可以“加星”“加杠”。
“警督”想要进阶为“警监”就要选任,可能有人会说了:或许肖庆东的能力一直不如秦川,他也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所以晋升的慢了点。
但是在剧情中,我们不难发现,2000年秦川从河昌市局调任绪城市局担任刑侦支队支队长,同时调过去的还有肖庆东,他当时是绪城市局刑侦支队的侦察员。
按照最笨的办法计算年限,1995年到2005年,屡破大案的肖庆东就算光熬年限,他也应该成为三级警督。又过了五年,即2010年秦川离开绪城的时候,肖庆东的警衔保底能晋升到二级警督甚至一级警督。
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秦川都已经是正处级的三级警监,肖庆东还只是三级警督。从正常晋升规定来看,肖庆东的警衔确实定得有些低。
电视剧的主创团队也没有对这一细节进行过解释,但根据剧情,再加上现实中的一些规定,我们只能这样揣测:90年代末,职级并行和套改之后,警衔基本上是到了年限就晋升,普通民警退休前一般都能到一级警督。
但在之前却并非如此,基层普通民警如果不是副科级或评上副主任科员,警衔最高只能是三级警督。
因为二级警督最低是副科级或副主任科员,三级警督就是科员级别警员的天花板。15年过去了,肖庆东的警衔还只停留在三级警督,说明他没有达到实职副科,甚至都不是副主任科员,一直就是普通的办事员。
级别上不去,警衔自然也就没法晋升。
那肖庆东为何一直没有升官?电视剧里没有给出答案,我们还是以细节进行分析,《我是刑警》这部剧中刑警大队长是正科级,副大队长是副科级,秦川担任河昌市局刑侦支队长的时候就经常带着肖庆东去办案。
2000年,肖庆东与秦川一同调去绪城,恐怕也是秦川的意思,考虑到两人搭档多年,配合默契。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肖庆东一直是个普通的警员,别说正科级的刑警大队长,就连副科级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都与他无关。
因此,即使肖庆东到了年限,还是因为他没有“提干”,所以才导致警衔有些停滞不前,被好朋友秦川一下拉开这么多。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电视剧,真实生活中也屡有发生,一些人民干警兢兢业业在岗位上扎根多年,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守护一方净土,导致退休时警衔和级别相较于同一批参加工作的同事会有些低。
中国有句老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改动后也可以这么认为“级别不在高低,只要能捉住罪犯,保卫人民安全,就是大家所敬佩的正义使者”。
肖庆东就是这么一位恪尽职守的好警察,他也代表了现实中一大群扎根基层,不求回报的好警察。
参考文献:
[1]王明凯 ,郭崧 ,塔林夫.“肩”上的荣耀与重托 新中国人民警察警衔的变迁与发展[J].人民公安,2022(13):50-53.
[2]何小勇.人民警察薪酬法律制度研究[J].政法学刊,2021,38(04):9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