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璋作为开国中将，生于1914年，曾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都多有出力。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后，上级领导便任用王秉璋参加相关工作。
虽然他起初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但上级领导却明白他能力出色，是可用之才，于是将彼时担任空军副司令员的王秉璋兼任了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的副院长。
然而，王秉璋于2005年辞世后，他的遗体却被封存了12年之久，一直到2017年才得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在这背后，与他从前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王秉璋在《红军岁月漫忆》中回忆道：
“1931年12月2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宣布参加红军。”
“次年（1932年）2月，季振同离开部队去闽西长汀养病，总指挥一职由董振堂代理。董振堂因我在起义前后的表现，提升我为通信大队大队长。”
在这之后，王秉璋也一直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
他还直言，在他第一次上阵杀敌的时候闹了笑话，因为没有战斗经验，当子弹从头顶飞过时，他不由得低下头，但子弹在空中飞行，离头还很远。
他回忆道：“我手下的那些排长、班长见我这种样子都忍不住笑起来。但战斗结束后，再也没人笑话我了，因为我表现得非常勇敢。
“我们与敌人很快就搅在了一起，根本来不及开枪，就用马刀猛劈。我一人劈死了两个敌人，还劈伤了四个。敌人被我们的气势震慑，纷纷调头逃跑。”
到了1935年5月，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中央苏区大规模“扩红”。在此期间，红1军团首长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委）和左权（参谋长）找到王秉璋与其他话，希望他担任军团教导营的副营长，主讲战术课。
王秉璋回忆：“我一生中工作调动频繁，一般都不讲价钱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960年由空军调到国防部5院（导弹研究院），再就是这次调到教导营。”
王秉璋认为自己的实战经验不足，难以胜任，但在上级的指示下，他还是开始了战术指导课，为了能够上好课，他一方面大量阅读书籍扎实理论，一方面又向有实战经验的学员学习，最后完成了任务。
除此之外，他还记录了自己在红军时期初次见到毛主席、在长征途中遇“四老”（即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和徐特立）、到先锋部队担任参、救下熊伯涛谋等经历。
王秉璋亲睹了长征过程中的不少著名战役，比如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有王秉璋的回忆文章《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
文中记载，“三原誓师的第二天，我们便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程。当时林彪、聂荣臻因参加洛川会议不再部队，部队由周昆和罗荣桓率领……周昆派我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为了便于交涉，临时给了我个‘运输司令’的头衔。”
有一年中秋前后，王秉璋一行人从五台下车后，夜宿在一个气派的大院中，房东请他们吃了被王秉璋评为“我一生中吃过最好的月饼”，其原料更是有燕窝、鲍鱼等等昂贵的材料。
王秉璋与徐海东认为事情不对，一打听才知道这一户是晋军中地位仅次于阎锡山的将领杨爱源家。彼时有纪律，不许住在统战对象（国民党政要人和各界名流）的家。
但事已至此，他们也只好暂宿一晚，次日清晨就辞行。
在回忆中王秉璋表示，彼时的房东十分热情，送给自己与徐海东两盒月饼，然而军队中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王秉璋百般推脱，最后各掏了8块银元作为酬谢，而这8银元，是王秉璋一年的积蓄。
王秉璋回忆，从前担任他上级的周昆，携带3万元纸币潜逃，他曾经是一名老干部，还是红8军团的军团长，但随着调查，他也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至于为何潜逃，最终也成了迷。
除此之外。文章中还记载了包括平型关大捷在内的许多重要战役及行进路线以战斗经过。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战争中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抗美援朝空战历史回顾——王秉璋访谈录》中记载，“空中战场是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一个课题，它是中、朝、苏三国军队并肩作战的唯一战场，其复杂性在于苏军参战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在战后几十年三国对这一史实秘而不宣。”
王秉璋说：“抗美援朝期间我在刘亚楼司令员和空军党委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对空中战场的情况算是一个知情者，但是不敢以‘最权威’自居。
“那时候我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订作战计划等等。”
据采访，王秉璋表示刘司令一直带病工作。
“空军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成长壮大，越打越强，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战果。应当归功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归功于刘司令和空军党委的正确领导，贵哦能够与前线指战员的英勇奋战。”
在采访中王秉璋一直十分谦虚，并为保证真实，只谈论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详尽地介绍了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空军方面是如何进行训练与作战的。
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王秉璋也一直耕耘。在《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王秉璋将军探中国航天事业》中写道：
“周恩来对王秉璋说，还是你去搞吧！导弹是带翅膀的，飞机也是带翅膀的。你是空军，你们总还算是带翅膀的嘛！相近嘛！”
彼时我国的两弹研发上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据记载，1960年时，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我国研究、发展导弹的合同，将五院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
“王秉璋立即召开五元党委常委回忆，讨论研究用中国自己的力量研制导弹的计划和措施，并拿出来初步意见。”
“五院坚决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埋头苦干，把中国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设计出来，用中国材料制造出中国式的导弹。”
对于导弹的研究，国家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贺龙说，今年如果国家军队系统3600名大学生，那么要分给五院2500至2800人。邓小平说，五院不仅不要减人，还有投资。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五院也成功在苏联撤走技术专家后突破了瓶颈，并于1960年11月5日，将“1059”（仿制）型号一举发射成功。
1962年，刘亚楼辞去了五院院长的兼职，于是周恩来总理就将这一职务交友王秉璋。几年来，五院一直在两弹方面有所发展。
一直到1964年11月，中央同指以五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王秉璋被任命为部长。
贺龙说：“我主张以五院为基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把科研和生产扭在一起，就是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加快。”
1966年到1967年间，七机部即便是在特殊时期遭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基础牢固，也是还是不断创新出更多类型的导弹。
1968年10月，周恩来总理又将王秉璋调任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和党委书记。
文中记载：“1971年9月10日，在第二十实验基地进行了首次低弹道飞行试验，获得初步成功，正式个远射程的洲际导弹，他的研制成功，也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连串的地地、低空、海防以及近、中、远程导弹的成功发射，以及卫星的上天、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大振了国威、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但是，王秉璋从前与林彪关系亲厚，且在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组织决定清楚“林彪死党”，多重原因的作用下，王秉璋先是度过了十年的牢狱生活，后虽然免于起诉，其泄密罪为未继续追责，但还是被罢免职务，年事已高的他也得到了生活保障。
最终，2005年，王秉璋因病于北京辞世，享年91岁。
可是彼时的他失去了政治身份，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他的遗体也就一直冷冻封存等待问题的解决。
一直过了12年，在2017年时，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才于301医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