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成都军区空军前指空运救护队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为使我军的伤员能以最快速度得到抢救，最大限度地减少牺牲，1984年，我们成立了由主要来自直升机团的运输机和各部队派出的医疗队组成的空运救护队。
对越作战中，我们共飞行6430架次，空运救护了从前线转到后方医院的全部伤员，没有发生一次机上死亡和医疗事故，从而开创了我军用现代化的救护手段较大规模地运送伤员的历史，使我军的战场救护工作，继车拉取代人抬之后，又一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陆军战友亲切地赞誉我们是“空中生命线”，上级曾先后3次给我们记集体三等功。
把航线开辟到伤员脚下
中越边境峰峦叠嶂、沟壑纵横，雷电风雨变化无常，地形和气象条件极为复杂。因此，空运救护面临着重重困难。对于飞行来说，每一次都要超地形，超气象，还要超强度。
起初，我们对能否完成任务心中无数，但抱定一条：无论如何也要为前线将士开辟一条空中生命线，千方百计也要把现代化的救护手段运用到战场救护中去。
1984年5月1日，老山防御作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前线有148名伤员急需送往后方医院，刚刚组建起来的救护队奉命起飞，飞机穿梭于前线和后方之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多钟，飞行48架次，将伤员全部运到了后方。
也就在这一天，著名战斗英雄安忠文被我们从火线上抢运下来，得到了及时治疗。边防部队一位指挥员紧紧握着机组同志的手，激动地说：“盼到了，战场救护现代化终于盼到了！我代表前线部队感谢你们。”
前线战友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这148名伤员如果用人抬，一个伤员至少需要4个人，而在边境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一般都是8个人，这就需要1184人，相当于近一个团的兵力。
如果用汽车运，一辆汽车按5名伤员计算，需要汽车30台，司机和医务人员100多人，沿途还要增设许多医疗救护点和饮食供应点。
这还不算，关键是耽误时间，本来可以救活的会死亡，本来伤势不很严重的会变成终身残废。
而空运救护，只动用了5架飞机、20个机组人员，10多个医务人员，从前方到后方只需一个多小时。
由于抢救及时，伤势危重的救活了，伤势稍轻的，保住了胳膊，保住了腿。
初战告捷，鼓舞了前线部队，战士们高兴地说：“一听到直升飞机响，我们杀敌的劲头更足了。”我们自己也增加了搞好空运救护的信心。
1985年4月的一天，潘明奇机组接到去前沿阵地运伤员的任务。那是个阴雨天，下午5点多钟，他们第4次运回伤员后，前沿还有8名伤员。
这时，能见度越来越差，有的同志担心飞行安全，提出明天再去接，但机组同志想，8名伤员在盼着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失望。
于是，毅然起飞飞了。他们快到降落点时，突然来了一大片低云，飞机被云团团围住，丢掉了地标，四周全是山，不远处就是越南境内，随时可能撞山、飞出国境。
面对突然出现的险情，机组同志临危不惧，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无论如何不能飞出国境。
潘明奇迅速把飞机升到安全高度，并利用文山县广播电台信号导航，飞回到县城上空。
找到地标后，调转方向，再次飞向降落点。等候在降落点上的8名伤员和护送他们的陆军战友，看见飞机来了，有的拿着帽子，有的揭掉盖在身上的白布单，用力地向空中挥舞着。
一个战士指着躺在担架上的一个伤员对机组同志说：“我的战友被越军的地雷炸断了腿，已经严重感染，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说完，行了个军礼。
机组同志深受感动，对他说：“放心吧，我们一定在今天把他们送到昆明。”
起飞后，医护人员给伤员打针的打针，喂药的喂药，输液的输液，投入了紧张的救护工作。
这时候，由于低空飞行，无线电联络中断了。机场上的同志在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已经超过返航时间了，飞机还没消息，大家焦急地望着黑沉沉的天，猜想着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指挥员对着话简不停地呼叫，并通知各种车辆和人员做好了紧急抢救的准备。就在这时，无线电里传来一个微弱的信号，大家一下子围了过来。指挥员急切地问：“飞机怎么样？伤员接回来没有？”机组同志回答：“飞机人员都安全，伤员已经接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奋地跑出指挥室，一边向空中挥手，一边奔向停机坪。当飞机着陆时，指挥员紧紧握着潘明奇的手，说：“老潘，英雄啊，我要为你们请功！”
刚开始空运时，前线只有几个降落点、几条航线。后来，随着战场的变化，只这几个点，几条航线不够了。
如果不开辟新航线和新的降落点，前沿的伤员就要靠人抬着送到降落点。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我们尽一切可能靠前飞，靠前落，把降落点选到离伤员最近的地方。
这些点，大都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到这些点接运伤员，确实要冒生命危险。
有一次，副团长房成艺机组去一个点接运伤员，当时敌我双方正在炮击，就在飞机降落前一分钟，敌人还打来3发炮弹，在降落点旁边爆炸。
还有一次，副大队长杨增顺到前沿接运伤员，降落点设在一座侨面上，当飞机拉上伤员起飞时，只听“咣、咣”两声巨响，一下子把杨增顺震惊了，他以为是飞机出了故障，可仔细一看，各仪表工作正常。
原来是飞机起飞时，旋翼的风力吹动了水面，把越军特工队埋在桥下的两颗地雷引爆了，幸亏没有炸伤飞机。
为了确保安全，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如超低空，钻山沟，利用地形地物隐蔽飞行；保持无线电静默；抓紧组织伤员上机，缩短地面停留时间（从飞机落地到伤员上机再次起飞只有五六分钟，医务人员常常累得满头大汗；副驾驶不离机舱，不关发动机，一有情况迅速脱离等。
由于措施严密，我们在前沿降落几千架次，没有发生意外。
在通常情况下，开辟新航线，要经过试飞。但在战争条件下，常常来不及试飞。有一次，王必应机组去麻栗坡县东面的一个点上接运伤员。
这条航线，他们从来没飞过，场地情况也不清楚。飞到降落点上空一看，扬地情况很复杂：它座落在两面是山的山腰上，面积只有20多米见方，外侧是悬崖，里侧是一条宽5米左右的公路，公路上有一个用3根电线杆支起的三角架。
王必应操纵着飞机，试探着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向下落。飞机前轮和左后轮进入降落场上空后，右后轮还在悬崖上空，这时，已经不能再进了，再进，旋翼就要打着三角架，飞机悬在三四米高的空中进退两难。
在这关键时刻，领航员张秦一个箭步跑到后舱，打开侧舱门，跳了下去，紧接着，空中机械师也跳了下去。
他们叫来几个老乡一齐动手，把三角架放倒，才使飞机落了下来。在执行空运任务中，全体飞行人员就是这样，在从来没遇到过的复杂地形里，在从来没飞过的恶劣气候里，飞出了从来没有飞出的战术技术水平，把航线开辟到前沿阵地，开辟到伤员的脚下。
为夺回战友生命分秒必争
在空运救护中，我们的脑子里时时刻刻想着这句话：“时间就是生命！”战士为祖国流血牺牲，我们为救他们争分夺秒，几乎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赛跑。
1985年10月的天上午，金增高机组接到命令：必须在2小时内，把一个截肢伤员送到昆明抢救。
为了抢时间，他们冒雨飞到南盘江上空，可是看不见江，下降高度，还是看不到。
金增高和副驾驶谢友林就打开侧窗门，伸出头去，顶着雨和迎面吹来的呼呼大风使劲儿睁大眼睛找，终于透过一个小云洞，发现了目标。
飞机顺江而下来到了降落点，拉上伤员，迅速起飞。伤员当时正在发高烧，一路上，军医韦增伟、护士李洁华，不停地给他输液、输氧、喂水。
飞行人员不断地修正航向，加大油门，直飞昆明，终于提前10分钟把这个伤员送到了医院，为从“死神”手中夺回这位战友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伤员中，有许多是严重的颅脑伤、四肢伤、胸腹伤，他们由于失血过多，血色素一般都比较低，如果在6克以下，其他国家就列为“空运禁忌症”。
可是，这些伤员又最需要抢时间急救，否则，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牺牲。因此，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尽一切可能，全力运送、抢救。
战士刘国元，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炸弹炸成肠穿孔、膀胱破裂、股骨骨折、骨静脉破裂等综合症，在前线医疗所做了手术，输血2400毫升，但他的血色素没有上升，反而由九克下降到4.4克，溶血性重度贫血，意识淡漠。
这样严重的伤情，毫无疑问是禁忌空运的。但如果不赶快空运到后方医院，他很可能就没救了，人命关天，刻不容缓！
我们立即登机起飞，飞机升到3800米高度时，伤员出现异常反应，烦燥不安，四肢乱动，伸手抓插在身上的引流管和输氧管。
机长迅速选择出最佳高度层，手紧握驾驶杆，尽量减轻飞机的颠簸。杨春栋和冷传福判断，伤员的异常反应可能是缺氧引起，也可能是休克引起，为找谁原因，他们先给伤员测血压。
机上噪音大，听血压很困难，他们就和护士轮流听，还用指测法测量，最后判定是缺氧引起。
于是张媛赶紧用身体压追氧气袋加强供氧，吴菊英专门负资固定伤员输液的肢体，杨春陈和冷传福轻轻为伤员按摩腹部，使刘国元的情绪安定了下来。
经过65分钟的紧急空运救护，把刘国元送到了昆明。分别时，刘国元吃力地伸出左手，想说点什么，没说出来。以后这个战士终于转危为安。
1986年5月8日下午5点左右，我们刚运完两批伤员返回驻地，又接到前线野战医疗所的电话，说有一名危重伤员，在5月2日被越军子弹打中左腿，子弹从大腿根部进入，从臀部穿出，打断了股动脉、股静脉，严重失血休克。
经过野战医疗所10多个小时的抢救，动脉接通了，但吻合后的静脉仍不畅通，肢体越来越肿胀，急需空运到后方医院。
可是据国外资料记载，血管修复手术后，14小时之内是禁忌空运的，因为在空中容易造成血管再次断裂，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在飞机上没办法抢救。
可要是不赶快送到医院，就会因胶体缺氧、坏死引起感染、败血症而导致死亡。
情况紧急，我们当机立断：运！于是，我们一边组织救护班子，挑选医疗技术高、身体素质好的名医生、一名技术员、一名护士前往救护，一边通知机组做准备。
不到20分钟，直升机田承安机组就起飞了，与此同时，准备接转伤员的李景贺机组，也从昆明飞向了前线机场。
50分钟后，田承安机组到了前沿降落点。伤员抬到飞机上时，仍然昏迷不醒，大家赶紧用夹板固定住伤员的肢体，飞机又紧接着起飞了。
不一会儿，伤员脸色苍白，脉搏加快到每分钟150次，呼吸急促到每分钟34次。
医疗组的李金元、薛勇和刘晓蓉立即给他输血、输液、加压给氧，使伤员的脉搏和呼吸渐渐慢了下来。
为防止伤员的舌头后坠，堵住呼吸道，副队长谢自之一上飞机就用双手托着伤员的头部，托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飞机降落。
军医陆国平趴在机舱里，用手挟着伤员的腿，防止血管膨胀。机长田承安轻拉杆，慢登舵，眼睛死死盯着前方，并不时询问伤员的情况，生怕自己一个动作不惧，影响救护，晚上6点多到了前线机场，伤员转到早在那里等待的安一26飞机上。
经过空中148分钟的紧张战斗，终于把这个伤员送到了昆明医院。这个伤员不是别人，他就是我们的英雄、“战地百灵”——徐良。
在我们空运救护队，还流传着汤怀礼机组“400里雷雨闯单机”的故事。
那是一天傍晚，从前线下来三个危重伤员，急需送到昆明抢救。当时电闪雷鸣，下着大雨，气象条件很差，这样的雷雨天是不能飞行的。
但是，眼看着战士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救护队员人人心里烧着一把火。大家冷静地分析了航路的情况，认为通过穿云和绕飞的办法，可以飞。
于是，汤怀礼机组冒雨起飞了，飞了20多分钟还没穿出厚厚的云层。越往前飞天越黑，他们把飞机升到4300米高度才爬出云层。
但这时伤员出现高空缺氧反应，肚子胀鼓，负责护送伤员的护士王承梅也胸闷耳鸣，呕吐起来，她一边吐一边跪在那里为伤员按摩腹部。
这时，汤怀礼又赶紧下降高度，飞机再一次钻进云里。在3500米的高度，发现一条小云缝。他们就借着闪电的光亮，在云缝中穿行。
这个云缝堵上了，再找另一个云缝。领航员侯德福不断地进行计算，向机长报着航向，汤怀礼和副驾驶孔德发按照分工，全神贯地操纵着飞机，终于冲出了雷、电、云、雨四大天敌的包围，3名伤员得救了。
正是靠着现代化救护手段的优势，靠着顽强的拼搏精神，我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生命。
战斗英雄盛其顺在来信中说：“我身上负伤40多处，并且已经严重感染，要不是空军及时派飞机抢救，我也许就不行了。”
在血与火中捧出赤诚的心
我们全体救护人员，耳闻目睹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无不为他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有个伤员被抬上飞机时，裤管都空了，包扎的腹部，肠子还露着，伤势十分危重，但他还在喊：“不要我下去，我还要战斗，我还要战斗！”
一句句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这些可爱的战士，本来可以上大学、当工程师，可以和同龄人一样欢乐。
但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不惜牺牲生命。是他们以“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以“阵地有我英雄在，越寇休想度边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形成了凝结我们伟大军队优良传统的老山精神。
这种精神时时刻刻在教育、鼓舞、激励着我们救护队的每一个同志，大家都努力学习、实践老山精神，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觉、祖国和人民的关怀送到伤员身上。
“英雄为祖国献身，我们要为英雄献心”，成为支配我们一言一行的最高准则。
我们使用的直升机，机舱狭小，空气不流通，温度高，气味大，煤油味、伤员的汗酸味、伤口感染后的腐臭味，混杂在一起，使人透不过气来。
再加上飞机受气流影响，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医务人员几乎人人晕机，轻的头晕头痛，浑身无力，重的大汗淋漓，心慌腹胀，呕吐不止，有的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很多同志上机前不敢吃，下机后不想吃，几天缓不过劲来。
机上的担架分三层，工作时，要不断地蹲下去、站起来，有时突然恶心起来，来不及取卫生袋，只好把呕吐物捧在手里，吐完后继续工作。
自己要经受这样的折磨，还要救护伤员，那种痛苦在平时是无法想象的。但尽管这样，没有谁叫声苦，喊声累。
相反，为了能参加救护伤员，大家都悄悄地给自己注射防止晕机的药剂，并互相叮嘱向领导保密。
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我们竭尽全力。对走路困难的，我们就背着他上下飞机；对伤势重的，我们就把他抱在怀里，以减轻颠簸；对解不出大便的，我们就用手往外抠；有时还嘴对嘴地给伤员吸痰。
在这里,姑娘们没有羞涩，她们都把伤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有的伤员看到我们的医生、护士一边吐，一边护理他们，感动得泪流不止，
有的分手时恋恋不舍地说：“姐姐，再送我一程吧。”有的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喊“白衣战士万岁”！
在飞机上，战胜自己本身遇到的困难还好办些，更难的是机上救护工作不好开展。
由于机内噪音大，加上伤员本来说话就困难，有些还不能说话，我们和伤员无法交谈，不易掌握他们的伤情。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积极动脑，想出了好办法，自制了写有“伤口痛”、“腹胀”、“想喝水”等30多种常见症状的询间牌。
这样，伤员不用说话，只要用手一指或用眼神表示一下，我们就知道他哪里痛或想干什么。
我们还根据机上输液瓶难固定和测不准血压的情况，自制了输液瓶吊筐和血压测量固定架，并摸索出了测量血压的“手压指感法”，测量结果与使用血压计相差不超过20毫米水银柱。
飞机颠簸摇摆，做静脉穿刺难度很大，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医护人员反复在自己身上和同伴的胳膊上进行扎针练习。
最后，大都能在空中做静脉穿刺，而且一针见血。这样，空运救护中遇到的难题，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攻克了。
有些伤员，由于怀念战友或伤痛的折磨，一时比较烦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边为他们治伤，边主动同他们谈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安定他们的情绪。
战斗英雄史光柱被我们接到待机室后，护士张萍负责照料他。小张给他水，他不喝，给他点心，他不吃。
小张看到史光柱同志焦躁不安，心里很着急，就问他到底有什么心事。史光柱一把握住张萍的手，说：“大姐，请帮我写封信吧，我要向团里汇报战斗经过。”
小张一听感动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就找了张病历纸，照史光柱说的写了封信。
信写完后，史光柱捧着信，激动地说：“大姐，我虽然看不见你，可我永远忘不了你！”
有个伤员叫王德记，只有18岁，腿部被敌人打伤，疼痛难忍。护理他的张吟给他发药，他不肯吃，劝了半天，还是不吃。
张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她看着小王腿上30厘米长的伤口，白白的骨头露在外边，连动脉突突的跳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非常难过，含着眼泪心疼地对小王说：“好弟弟，听话，吃了药，伤口就不疼了。“说着，一边用手抹去肠上的泪水，一边把药送到小王的嘴边。
小王被感动了，咽下了药片，对张吟说，“张大姐，今后我一定听话，再也不让你为难了。”
1987年4月，徐良同志来到我们教护队，听到这些情况后，感动地说：“人间自有真情在，感谢教护队的战友们为我们伤员摔出了一颗颗慈母般的心。
在我们空运救护队，许多同志的家庭、个人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有的是亲人病危、病故，有的是自己有病，还有的是恋爱对象等着举行婚礼。
碰到这些问题时，大家总是这样想，我们是受党的委托，带着祖国和人民对前线将士的关怀，来救护伤员的，我们只有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才能不负党的委托，对得起正在战场杀敌的战友。
所以，为了伤员，大家都悄悄地把自己的事抛在一边，而把满腔的情和爱奉献给伤员。
1985年4月，老飞行员汤怀礼第二次去前线时，接到了江苏老家的来信，告诉他父亲病危。
他没有告诉领导，只对妻子说：“我到前边执行任务去了，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代我回去为老人家送终吧。”
他走后一个多月，父亲就去世了。这个时候，汤怀礼正在前线为抢救伤员而奔忙。他这次在前线三个月，和机组同志一起，空运了270名伤员。
汤怀礼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非常孝敬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老父亲，完成任务后，他来到父亲的坟前，献上一杯祭酒，说：“爹，儿来晚了，但儿在前线没给您丢脸，您在九泉之下，喝下这杯酒吧……”
麻醉医生黄艳玲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还像年轻姑娘那样争着上飞机抬伤员，有时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久，她感到肚子一阵阵胀痛，全身无力，吃不下东西，解不出大便。
同伴们发现她经常上厕所，一进去老是不出来，出来后头冒虚汗，脸色不好，就问她怎么回事，她笑笑说：“没事儿”。
其实，这时候她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好了，但为了参加救护伤员，她一直隐瞒着，肚子痛就吃点止痛药，解不出大便就吃点牛黄解毒片。
后来，在一次为伤员做手术中，腹部疼得她头上汗水直淌，她用手压着肚子，坚持做完手术，最后竟晕了过去。
这时，我们都劝她快点回医院检查一下，她还是不肯，一拖再拖，直到医疗队轮换时，她才随队撤回来。
回医院一检查，她患的是直肠癌，并且已经扩散到了子宫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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