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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0日十一点五十八分，在葡萄牙的国歌声中，澳门土地上最后一面葡萄牙国旗缓缓下降，宣告着澳门旧时代的结束。

当晚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声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上升，如同火焰般炙热，点燃了在场无数民众的内心。

无数的掌声与欢呼声如海浪般在人群中一浪接着一浪，人们奔走相告，互相倾诉这全国人民普天同庆的一天，同时也向世界宣告着，澳门已然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在次日的正午，又有一列列身着解放军军装的队列迈着整齐而有气势的步伐走进了澳门的领土内，每经过一处，与之伴随着的便是经久不绝的掌声与欢呼声。

人们知道，这是祖国派来的驻澳军队，是用来保卫他们人身安全的一面盾牌，这也让澳门群众对于祖国，有了更为强烈的归属感。

实际上，澳门驻军这件事，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般顺理成章地进行的，其中经历了中葡两方无数次的谈判与我国对此的种种思虑，个中复杂，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国对于驻军一事犹豫不决之时，一位澳门富商马万祺听闻此事后却主动找上了当时新华社在澳门的分社，十分激动地表明：一定要有驻军！

而在马万祺的强烈建议被转告到中央后，中央立马开始对于驻军一事进行仔细的讨论与研究，并回复马万祺：放心！

马万祺是谁？对于驻军一事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态度？

马万祺其人，出生于1919年的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一个家境富裕的家庭中，为此，马万祺从此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名列前茅。

然而变故总在猝不及防时发生，在马万祺正在广州南海中学读初二时，父亲却因病去世。

失去了顶梁柱的马家家庭条件一落千丈，无奈，年幼的马万祺只得放弃继续读书的想法，转而去学习谋生的技术。

他先是去了米行当学徒，为人做事都十分脚踏实地，不辞辛劳，这让很多顾客都十分信任他，很快，他便积累到了第一笔创业的资金与人脉，马万祺开始筹划起创业的相关事宜。

很快，他发现上海的糖类行业有着很不错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其所处的广州地区盛产甘蔗，十分适合发展制糖业。

说干就干，他很快就置办了一批机器，雇佣了工人之后，就在珠三角地区开起了自己的制糖工厂。

马万祺的制糖厂生意不说红火，稳步上升的势头是有的，就在他以为自己能够抓住时机做出一番事业之时，变故又猝不及防地到来了。

彼时正是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行径越发地猖獗，已经将魔爪伸到了广东地区，在10月21日这天，广州彻底沦陷，一片生灵涂炭。

马万祺见此情形，知道广州无法再呆下去了，于是他只得收拾行囊，关停制糖厂，带着家人前往香港避难。

马万祺在香港的这段时间并没有闲着，而是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创业的步伐。

他凭借着自己优秀的能力与丰富的经验让几位香港商人愿意与其进行合作，于是在马万祺的努力之下，他做起了粮油进口的生意，并开了好几家商铺。

就在众人都以为马万祺终于能够停下来歇息一番时，他却感觉到危机即将逼近。

果然，日寇的铁蹄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进行肆意的践踏，此时香港虽未完全沦陷，但马万祺却看透了时局，开始暗中前往澳门另谋生路。

1941年12月，此时香港已彻底沦陷，马万祺在香港的生意也遭遇到了重创，好在其已经转移到了澳门。

由于之前积累的人脉与资金实力尚有所保留，马万祺很快便在澳门有了自己的商界的一席之地。

或许是多次的死里逃生般的迁移加上远离故土的无限哀伤，马万祺早早地便意识到了，唯有祖国真正强大起来了，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

十分凑巧的是，在马万祺治疗肺病期间，与其治疗医生柯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而柯麟本人正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有着十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在与柯麟交谈的时间里，马万祺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两人在许多观点上也不谋而合。

虽然此时马万祺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其进步思想也十分符合当时中共需要的人才要求。

于是柯麟又将其介绍给自己其他的党员同志们，渐渐的，马万祺也认识到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圈子。

在澳门期间，马万祺从一个最初的商界名人渐渐的变成了澳门人熟知的社会名人，影响力逐步扩大到百姓们熟知的地步。

原来，在当初马万祺带着一家从香港逃离来到澳门之时，本想要过段时间回到内地去，但在澳门的这段时间，却让他看到了一些景象，这让他决定，留在澳门。

据马万祺后来的采访中提到，他当时见到澳门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同胞们，看着这些因为战火流离失所的一个个难民，马万祺想要做些什么。

于是，他选择了留下来并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提供粮食救济难民、将澳门镜湖医院改造成了一所慈善医院。

同时，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一批批物资运送给正在艰苦抗战的内地战士们。

这几件事做下来，马万祺直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和澳门结成了很深厚的感情”。不仅百姓们对马万祺是止不住的夸赞，马万祺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深深爱上了澳门。

与此同时，随着马万祺在澳门的生意越做越大，马万祺甚至成立了属于他的澳门商业王国，生活也变得富裕起来。事业上蒸蒸日上的同时，马万祺也不忘了为澳门百姓做些实事。

1948年，马万祺加入了澳门总商会并成为了副会长，当时的澳门总商会主要是带领澳门同胞与统治者争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协会。

马万祺对于此事十分上心，兢兢业业干了33年，为澳门同胞争取到了许多应有的权益。

1949年11月，彼时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等一众职工正在香港进行起义，在成功前往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后留下了一批航空与雷达相关的精密器材。

而马万祺得知国民党政府正在派人查找这一批器材的去向后，当即托人找到这一批器材并连夜运送回中央。

若不是马万祺的警觉与忠诚，可想而知这一批器材会给予已经落败的国民党政府多大的助力。

1952年，由于驻守关闸地区的葡萄牙士兵与我国士兵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导致我方严重抗议，同时决定关闭关闸。

这就代表着澳门与内陆地区的通路被封死了，这一举动招致了澳门城区内极大的动荡不安。

而彼时马万祺受澳门政府的邀约前去与我方政府进行谈判，其与何贤二人多次往返内陆与澳门地区。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当时交通并不便利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在谈判中为澳门百姓争取着相关利益。可以说，“关闸”事件的圆满解决与马万祺是脱不开关系的。

不仅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仍然坚持助力新中国全境的解放事业，在广东全境解放期间，马万祺就常常冒着风险运送一批又一批的军用物资帮助解放军解放广东。

桩桩件件，时光迁移，马万祺始终未改变自己那颗爱国爱澳的心，始终坚持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宣布在1999年澳门将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也就是说，还有十余年的时间留给中央政府做好澳门回归的准备。

彼时的马万祺早已成为中央在澳门的“红人”，不仅多次被党和中央接待，数度参加重要出访等活动。

同时还在1988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可以说当时的他在澳门的影响力是不小的。

马万祺得知澳门即将在不久后回归的消息显得十分激动。为此，他在担任副主任期间，为了让澳门与大陆之间结合的更为紧密，其亲自参与到了法案的编写之中，甚至常常忙的不分昼夜，十分辛苦。

但在当时，有一件更为棘手的事情，就是澳门回归后葡萄牙与中方的驻军问题。

由于当时澳门的社会治安并不算得上的是稳定，许多百姓都希望新兴的人们政府可以安排驻军军队进行保驾护航，这一点也是中方当时谈判时与葡萄牙提出的诉求。

但葡萄牙政府却以葡方已在澳门驻军多年，此时选择撤军，那么相应的是，中方也同样不能在澳门驻军。

不能驻军，也就意味着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没办法得到保障，葡萄牙提出的这一要求可以说是相当蛮横无理，但是中央却没有第一时间拒绝，这是为何？

原来，由于彼时新中国仍然成立时间不长，虽然已经有与葡萄牙政府谈判的底气，但是考虑到葡萄牙毕竟在澳门执政真么多年，多方势力混杂。

而我国在澳门势力相对较小，若是此时强硬拒绝，不难想象葡方会借此发挥而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也是我方政府谈判时首先想到的。

于是，中央就此事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商讨中，但是迟迟未能讨论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

此时，马万祺得知驻军事宜后，当即与新华社在澳门分社负责人进行反映，其态度十分坚定，直言：“一定要驻军，否则国家的主权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同时请求负责人将其说法传回到中央。中央得知此事后，跟马万祺就此事进行了一番深入交谈，马万祺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直言若是澳门没有中方驻军，不仅人民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同时也会让国际上产生不小的言论，会以为我国是出于懦弱而选择放弃驻军，此事影响力不可小觑！

并且由于马万祺本人在澳门生活多年又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中央在听完他的意见之后，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你放心，我们一定会驻军！”

在无休止的谈判中，终于在1999年6月中旬，葡萄牙方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关于驻军的一致协议，同意中方在澳门境内派遣适当精良的军队进行驻军。

这也来到了开头这一幕。事实上，正是由于澳门驻守的军队，澳门地区的治安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安定。

可以说，马万祺当年的“建言”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

1999年12月20日，在看到澳门终于回归到祖国时，马万祺眼含热泪说道：“我十分高兴啊，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

马万祺还十分热衷于捐款做公益，不管是国家何处有难，他总愿意出手相助，付出自己的一份心意。

只要是对于国家发展建设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慷慨解囊，其中包括科技创新基金、教师奖励基金、2008年北京奥运会捐助以及数不胜数的学校、医院等等。

用马万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这一生总要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才不枉来世间走一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马万祺一生，始终抱有一颗坚定的赤字之心，始终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叶选平曾盛赞其：“是一位一贯的爱国者，是中国共产党亲密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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