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秋，我拄着拐杖，踏上了返乡的路。左腿的伤口虽然愈合了，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我叫钱守业，是西藏军区的一名上等兵。那年冬天在执行任务时，不慎从山崖上摔下来，左腿骨折。养了大半年，伤势好转了，但留下了后遗症，只能提前退伍。
从县城到我们大队要走二十多里山路。走到半路时，我看见前面有个女人正费力地挑着粪桶。她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歇一歇。
我快步追了上去，喊道："同志，我来帮你挑吧。"
那女人回过头来，我这才看清她的模样。约莫四十岁左右，瘦瘦的，脸色发黄，眼神却很清亮。她愣了一下，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看你腿脚不便。"
我笑着说："没事，我是当兵的，虽然腿受过伤，但挑个粪桶还是没问题的。"不由分说，我就把扁担接了过来。
"你是......"她欲言又止。
"我叫钱守业，刚从部队退伍回来。"
"我叫林芷若，是......"她顿了顿，低声说，"是右派分子。"
我愣了一下。在那个年代，右派分子是一顶沉重的帽子。但我很快调整好心态，笑着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人嘛。你去哪个生产队？我送你过去。"
"去前进生产队。"她说。
"正好顺路，我家就在前进大队。"
就这样，我一路陪着林芷若挑粪。虽然腿有些疼，但军人的意志支撑着我坚持下来。路上，我们聊了很多。
原来林芷若是上海师范学院的老师，1957年因为在教育改革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下放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山区劳动改造。
"十年了，整整十年。"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的孩子才两岁就和我分开了，现在都12岁了。"
我默默地听着，不知该如何安慰。在部队时，我们经常收到家书，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十年见不到孩子是多么痛苦的事。
到了生产队，我把粪桶放下。林芷若连声道谢："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用客气，都是一个队的，以后有什么重活儿尽管叫我。"我笑着说。
没想到，这次偶遇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
队里的社员对右派分子都是敬而远之，没人愿意和她来往。但我觉得她是个好人，只是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背负了这么重的包袱，实在不公平。
后来我得知，林芷若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她会写毛笔字，懂医术，还会教书。队里的社员生病了，她都会主动帮忙开些简单的方子；队里的孩子不认识字，她就利用休息时间教他们读书认字。
慢慢地，队里的社员对她的态度有了转变。特别是她用中药治好了队长的老母亲的关节炎后，队长对她的态度明显改善了许多。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时扭伤了腿。林芷若知道后，特意找来几味草药，给我煮了一副药酒擦洗。那股浓浓的药香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见我经常和林芷若来往，有些担心："守业啊，你可要注意影响。现在运动搞得这么厉害，可别惹上麻烦。"
我却不以为然："爹，您放心吧。她就是个普通人，只不过运气不好罢了。再说了，咱们农村人就讲个实在，她对谁都好，还经常给乡亲们看病，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
就这样，我和林芷若的来往越来越多。她教我认字写字，我则帮她干些重活。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心里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可是，这种感情让我既期待又害怕。我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一个右派分子走得太近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但每次看到她孤单的背影，我的心里就隐隐作痛。
这一年冬天特别冷。一个雪夜，林芷若突然高烧不退。我顾不上别人的闲言碎语，背着她走了十里山路去公社医院。路上，她滚烫的脸贴在我的后背上，我感受着她微弱的呼吸，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让我和林芷若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公社来了一位年轻的干部，说是上面要给右派分子做甄别平反。听到这个消息时，林芷若掩面哭泣。十年了，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平反后，林芷若恢复了教师身份。上海的家人给她写信，让她回去。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她却选择留在了农村。
"为什么不回去呢？"我问她。
她看着远处的山峦，轻声说："这里的人朴实善良，虽然以前对我有偏见，但现在都接纳了我。特别是你，钱守业，要不是你当初帮我挑粪，主动和我来往，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
听到这话，我的心狂跳不已。我鼓起勇气，对她说："芷若，我...我喜欢你。我知道我年轻，家境也不好，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她愣住了，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守业，你知道我的情况。我比你大十多岁，还带着一个孩子..."
"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坚定地说，"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虽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婚后，林芷若把儿子接到了农村。小家伙很懂事，一口一个叫我爸。
为了给林芷若一个温暖的家，我拼命干活。除了生产队的活，我还去山上采药，学着她的样子辨认草药的性能。慢慢地，我也能帮村里人看些小病小痛了。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1972年，上面开始招收赤脚医生。在林芷若的鼓励下，我报了名。没想到，因为我识字，又懂一些医术，很快就被选上了。
我被送到县医院培训，跟着老医生学习针灸推拿，认识药材，了解病理。林芷若把她的几本医书借给我看，每天晚上都辅导我学习。
三个月后，我成了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我和林芷若商量，把自家的一间房子改成了医务室。白天我们在田里干活，晚上就给村民看病。
渐渐地，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夫妻俩会看病。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来找我们，我们也从来不嫌麻烦。特别是一些贫困户，我们分文不取，还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药。
1975年春天，我被选为大队卫生员。这一年，林芷若在公社小学教书。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儿子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冬天，林芷若查出了肝病。多年的劳动改造，加上操劳过度，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心疼得不得了，恨不得把自己的肝给她。我四处求医问药，甚至跑到省城去找名医。好在经过半年的调养，她的病情总算稳定了下来。
"守业，"有一天晚上，她握着我的手说，"这些年，你待我真好。要不是遇见你，我的人生可能就毁了。"
我紧紧攥着她的手："是你改变了我的命运。要不是你，我可能一辈子就是个睁眼瞎。现在我不但认识了字，还当上了赤脚医生，这都是托了你的福。"
后来，我常常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不是那次偶然相遇，如果不是我帮她挑粪，我们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在林芷若的鼓励下，我报考了卫生学校的大专班。那时候我都三十岁了，要和年轻人一起考试，压力很大。但在林芷若的帮助下，我顺利考上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医院工作。儿子也考上了医学院。看着我们幸福的生活，林芷若常常感慨："守业，这辈子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总是笑着说："不，是我遇见你才是最大的幸运。"
如今，我和林芷若都退休了。我们在县城买了房子，过着安详的晚年生活。儿子已经是省城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时常带着孙子回来看我们。
每当看到满头白发的林芷若，我就想起那个挑粪的雪天。谁能想到，一个退伍军人和一个右派分子，竟然会走到一起，携手度过了大半辈子。
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它让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相遇，然后改变了彼此的一生。我常想，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爱你的人，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