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目标是“人”，在起点性结构上是形成于轴心文明时期的天下主义大一统对“万邦”的伦理论，在过程性结构上是“华夏”对“四夷”的以文化人而化成天下，在结果性结构上追求治平论。与此相对，西方国际观虽然有希腊—罗马的历史背景，但其城邦国家—帝国—神权政体—封建政体—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的多重巨变，决定了其国际观主要形成于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民族论是其起点性结构，在对外关系中信奉实力政治，结果性结构必然是帝国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避免不了两种文明观之间的纠缠，文明之间不存在替代论，但中国天下观应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活力。

作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三大倡议”构筑了作为新世界秩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轮廓：《全球发展倡议》主张的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非赢者通吃，《全球安全倡议》主张的是共同安全而非“安全悖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的是文明互鉴而非文明冲突。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全不同于基于“修昔底德陷阱”而导致的丛林法则。“修昔底德陷阱”假设显然不能用来分析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美关系，原因在于“修昔底德陷阱”是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而中国是文明史观塑造的国家，行为原则与民族国家非常不同，中西方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有着巨大差异。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构成的国际秩序，中华文明构想的共同体秩序是指向“人”而非基于“区域”，即由修身齐家治国最终能平天下的伦理秩序。由此决定了不同的世界观。钱穆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是“天下观”与“国际观”的差异：“西方人仅知有国际，不知有天下。”所谓“天下”，处理的是基于权力一统性的整体秩序；所谓“国际”，处理的是基于权力多统性的国家间秩序。在比较文明意义上，中国“天下观”中的伦理论对应的是西方“国际观”中的民族论，文化认同对应的是实力政治，治平论对应的是帝国论。

虽然东西方都有一个大致时段相同的“轴心文明”时期，但是中国的轴心文明塑造的政治秩序经基于伦理的大一统思想而延绵不绝地延续下来，中华文明的“不变性”决定了对外关系上的伦理论。古希腊文明虽经“文艺复兴”而接续下来，碎片化的社会史属性不变，但历史主体已经从城邦国家、帝国、神权政体、封建政体、绝对主义国家（王权政体）而演变为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即民族国家，因此今天西方的国际关系的起点是民族国家。这样，中国的起点是基于伦理的大一统秩序，西方的起点是基于民族的多统秩序。

（一）中国伦理论

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郑玄讲“仁”，说是“相人偶”，即两个人才是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

伦理化的天下在政治层面自然而然地要追求以仁为核心的“王道”。能够彰扬王道的人，也被称为圣人，圣人有着超拔的人性，天下受其感召，自然而然地围绕圣人凝聚为一。天下根植于人类的伦理情感，人们也只有在这种情感的感召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同时，这种“德”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只要受到这种伦理情感的影响，就可以纳入天下之中，因此天下的边界无限扩展。这种王道的形式，就是后世儒家所提倡的“德治”。

伦理关系与王道的长期互动，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认同。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使得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就天下的概念来说，中国和四夷都在天下之内，所谓“天下无外”，这种“无外”主要是一种文化、文明的无外，不是政权或治理的无外。这种天下的文化和价值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建构，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塑造和强化着人们对天下的整体认知，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西方民族论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就产生了“民族”，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民族概念的产生，依赖于外部战争或对外殖民，在这个过程中树立起一个“他者”，并在对“他者”的污蔑和摒弃过程中，达成民族的自我确证。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西方国家为了平衡内在多元权力的冲突和应对资本主义全球竞争，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他者”，寻找“敌人”，这是其社会史属性的宿命。

起点的差异性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差异性，伦理的天下观追求的是文化认同，即化成天下，而民族的国际观信仰的是实力政治，即对抗性资源分配。

（一）认同论的天下

作为王朝核心统治区域的天下和无限延展的伦理天下是共同存在的。核心统治区域一般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繁荣的经济，并不断地向外辐射其影响力。周边国家或地区在其影响下不断内化。只要它们承认“仁孝”这种最低限度的天下认同，就可以变成天下的一分子。而天下的概念也永远呈现出一种过程性的样态，即天下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之中，没有边界，没有终结。不是对周边民族的征服创造了多民族国家，而是周边多种民族的华夏化创造了天下国家。

天下的文化（伦理）认同具有过程性。天下首先是伦理化的天下，而非种族的、疆域的、政治的天下。因此，只要接受仁爱的人性观念，就可以成为伦理天下的一分子。这种天下国家的构成形态，使得边缘地区和民族很容易形成文化和伦理认同。认同的过程性体现在民族观念上。古代中国很少以血统来区分民族，而更多以文化来区分，因此中国少有种族的歧视，而且不同民族之间可以转换、融合，这使得中国天然地具有多民族统一体的国家认知。这种开放的民族观念大大促进了后世的民族融合，也在不断重塑着作为天下核心的“汉民族”，正是在这种民族的重构过程中，天下的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天下”也日益形成。传统中国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对待周边民族或邦国，一般也都采用文化同化的政策。异质性的周边邦国在系统的文化治理政策下，不断被纳入天下之中，成为天下的一部分。其自觉的天下观念，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天下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所以才能够不断向外延展，容纳新的族群和疆域。人们对天下的认同，更多的是文化的认同，而不是狭隘的民族认同。

（二）实力政治的国际

民族国家内在的竞争性和外在的竞争性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即都是自治性多元权力追求主体利益的结果，因此自古至今奉行的都是实力政治原则。西方竞争性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是国内秩序的延伸，这种国际秩序的最好结果是均势，正如国内秩序的最好结果是分权制衡。然而由于民族国家之间力量的不确定性，使得稳定的均衡难以实现，权力论的国际秩序往往导向霸权和帝国。

主权国家的出现使得欧洲呈现出一对根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以制度密度、等级关系、共享利益和强有力的集体认同为特征的国内政治范围，另一方面则是以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和规则、利益冲突、认同相悖为特征的国际政治范围。”事实上，正是国内政治的高度统一，才导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国内政治的统一意味着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国家力量的提升，利益一致的民族国家纷纷向外寻求个体性利益的扩张，并以其强大的武力造成了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主权国家间的竞争又与经济的竞争紧密联系起来。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张力，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的矛盾状态。由于国际分工，民族国家前所未有地依赖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它们又要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扩张。资本的矛盾需要武力解决，而武力的背后是民族国家。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宣扬自由市场的国家往往以武力开拓“自由市场”。自由意味着个体性的凸显，个体性与他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和冲突，而冲突的最终解决依靠暴力。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国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帝国对强制性暴力的垄断的竞逐。

从伦理出发的经由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结果必然是“国治”“天下平”的治平论的世界观，从民族国家出发而追求实力政治的结果必然是帝国论的世界观。

（一）治平论的天下

天下观念在先秦时期成为古代中国的普遍共识，使得人们天然地将政治共同体与天下对等起来。周天子曾建立过一个弱势的天下秩序，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邦国林立。虽然许多诸侯国的实力十分强大，甚至称霸一方，成为“方伯”，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知名的思想家或政治家，认为多国制度是合法的、值得追求的”。这种要消灭多国政权的理想，就称为“王天下”。在实现统一的“王天下”之后，就要高扬人道的伦理秩序，使天下成为理想的天下，即从“治天下”到“平天下”。“王天下”“平天下”意味着天下的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两层政治逻辑：第一，维持天下一统；第二，天下的人道治理。维持天下一统，是天下所以为天下的现实基础；对天下进行人道治理，是天下所以为天下的价值追求。

这种人道天下的主要表征，就是对暴力和战争的厌弃。为应对天下的外部挑战，传统中国形成了“守在四夷”的政治策略。所谓守在四夷，即在四夷边境布置防守力量，并将四夷纳入天下的治理范围之内。明清时期，这种守在四夷的策略转变成了以礼制为内核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首要目标仍然是防御性的，是要保障中国的内部安全，而不是向外殖民掠夺。就历史事实来说，对于国内和朝贡国的具体治理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但“天下”特有的治理精神或者说治理观念却是贯穿始终的。

（二）帝国论的国际

基于民族国家的竞争性秩序，国家间理论上的平等反而导致最大的不平等——帝国——的诞生。社会史的发展逻辑构成了西方“国家性”的根基，作为主权个体的民族国家在丛林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斗争求存，并最终发展为扩张性的帝国主义。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前现代区域性的帝国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帝国。现代帝国以普世性的文明话语为外衣，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追求其权力和利益的无限扩张。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世界市场剩余产品的绝对占有，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帝国的基础。工业巨头作为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现代帝国通过创造普世性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其帝国统治。这种普世性的观念最开始是宗教，后来则是种族进化论、文明进化论、资本主义论等更为学理化的意识形态，其终点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西方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含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企图，笔者总结道：“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白人优越论’，都是典型的扩张性或为扩张鸣锣开道的历史与理论，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不平等性。”

由于历史属性的差异，中西方国家形态有着重大的差别，由此延伸而来的世界秩序观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主要体现为以大一统国家为主体的“天下观”，西方的世界秩序观主要体现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观”。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天下观”并非绝对的温情脉脉，而有武力后盾；“国际观”也并非处处主张战争手段，而有契约平衡。但不同的是，“天下观”的武力多用于防御和治理，“国际观”的平衡总要被帝国打破。今天的中国既拥有“天下观”的传统禀赋，又身处“国际观”的竞争秩序，认清两者的不同，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的世界。

（一）世界政治的根基：伦理或民族

伦理化的天下认为，人根本地处于伦理关系之中，人因为其伦理的属性获得成为天下一员的资格。民族化的国际认为，人根本地属于一定的民族国家，人首先是民族国家的一分子，进而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民族化的自我认同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民族的差异融入主权国家这个利益实体之中，为对抗性的国际秩序提供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

伦理化的天下具有强包容性的特征。伦理化的天下观念使得“中国”可以无碍地吸收“四夷”，不断地将所认知到的人类边界纳入一个整全的、和谐的秩序之中。可以说，伦理化的天下观一直影响着中国，并奠定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基础。而民族化的秩序天然地具有塑造敌对的“他者”的冲动。“他者”永远随着民族国家利益的变化而转变，并成为唤起国际战争的最佳意识形态。因此，在民族化的国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形成具有建设性的人类认同。

伦理化的天下观念，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可以长久存续而不至于一朝灭亡，同时也使得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构建非侵略性的共生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这一逻辑的现代展现。相较而言，西方民族化的国际观，则一方面在国内肢解着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形成国内社会的分裂力量，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造成无序竞争，形成新的世界帝国，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攫取全球利益。

（二）世界政治的行为：治理或对抗

治平论的天下强调天下的可治理性，对抗性的国际则立基于剥削和战争。对于治平论的天下来说，治理的边界是防御性，即“守在四夷”，以防止边缘地区的战争为主。治平论的天下并非是要否认其他国家的存在，而是坚持一种内在自足的观点，即非侵略性的观点。天下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又保持着内在稳定，在一个整全的伦理框架内获得自己必要的生存条件，而不必向外侵略。对于西方来说，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在对抗竞争性的秩序中建构起来，在对外战争中确证自己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之间的独立性、异质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刺激下，发展为更加激烈的国家战争。这种对抗竞争性的国际秩序最佳的出路是大国间的力量均衡，但这种均衡往往很容易就被打破，并导致世界性帝国的出现。

治平论的天下观，要求中国通过“善治”的治理逻辑向外延展，最终达到“天下太平”的和谐秩序；竞争性的国际观，使得西方国家追求在竞争性世界中的生存和扩张，并通过战争和侵略最终成长为帝国。

（三）世界政治的未来：天下或帝国

作为一个过程性的概念，天下本身就意味着天下的不断生成。这种天下的不断生成在古代展现为地域性的“中国”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将视域中新出现的边缘地域不断纳入天下之内的过程。在现代则展现为世界联结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生成。天下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我们可以不断促进其形成的过程。帝国则是一个结果性的概念，是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发展的终点。或者说西方国际秩序的“历史的终结”，就是旧帝国的衰落和新帝国的兴起，即“大国政治的悲剧”。

天下不断生成的基础是伦理认同，在中国古代就是教化，天下的教化，即是一种伦理化的治理逻辑，这种治理模式保持了天下的开放性，可以不断吸纳边缘地域的“外族”。而作为民族国家间国际关系发展的结果，帝国一定要区分“我者”和“他者”，区分中心和边缘。他者和边缘，标识了征服和掠夺的对象；我者和中心，则是帝国利益的核心。古代帝国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在一定的区域内，中心国家面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并以对外侵略的方式试图保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近代以来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使得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并导致了数次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战争。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又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形成世界大战。

天下与帝国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貌。中国早在秦朝时期就完成了天下一统，并在之后的历史中不断实现天下的重组和扩充。相较于秦国的统一来说，罗马帝国虽然统治着众多的民族，但是却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完全建立在武力的征服之上。中国则早就实现了文化统一，天下的伦理观念使得天下不断生成，同时又塑造了和谐的世界秩序；帝国的竞争性观念则要求其持续地发动战争，在掠夺和侵略中保证自己的优势地位。作为过程性的天下，追求的是天下的和谐秩序；作为结果性的帝国，追求的是帝国统治力的永久保持。

必须认识到，现代世界仍然是西方史观所主导，世界秩序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但是，人类需要新世界秩序，世界呼唤新文明形态，而天下观正是一种因时因地的世界观。历史地看，天下并非是一个单纯依赖伦理道德联结的共同体，其既强调天下的伦理内涵，又关注军事力量。首先，天下的现实一统虽然需要铁血的武力，但它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在儒家教育的长期影响下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一种比宗教、民主更具普遍性的人类认同基础；其次，天下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虽然常常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其制度仍是以德治为核心的礼制，策略目标是防御性的“守在四夷”。天下观的理想与现实导向一种和合的天下观。这意味着，要在保持民族国家间平衡稳定的情况下，促进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结与普遍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各链条的相对平等，认同的过程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来源：《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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