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汉景帝的老师，也是汉景帝的重要谋士。他是大汉帝国的首席策划师，也是权谋博弈的替罪羊。他为人严峻刚直又苛刻心狠，他满腹经纶又缺乏政治谋略。他精于政治却糊涂于人情，只知谋国却不知谋身，最终落得个腰斩于市的下场。

他就是大汉第一背锅侠：晁错。

晁错，颍川郡人（今河南省禹州市）。西汉时期大臣、学者、政治家、文学家。

公元前200年左右，晁错出生于颍川。年少时的晁错，拜在张恢门下，研习法家思想。在那个时代，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主张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注重法律的权威性与实用性。其倡导的“法不阿贵”和“一断于法”等理念，对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晁错在张恢的教导下，深入研习法家学说，对其重法、重刑、重势的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与领悟。这种对法家思想的深刻认知，为其日后在政治生涯中主张以法治国、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汉文帝时期，晁错凭借出众的文才被朝廷征召，担任太常掌故一职。

此职位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和编写历史与文化资料，在当时的朝廷中起着传承文化、记录历史的重要作用。虽然类似于当今的国家智库研究员，但在职责范围和工作方式上仍有很大不同。太常掌故主要围绕历史文化领域开展工作，而现代国家智库研究员则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为国家决策提供更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建议。

后来，晁错又被朝廷派遣，跟随儒学大家伏生学习《尚书》。《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伦理和治国理念。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晁错将儒家的仁爱、民本等思想与法家的法治观念相融合，成为了一位儒法贯通的通才。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使他在看待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问题的本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具可行性的策略。

晁错学成归来后，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

晁错就是在这个时候，与后来的汉景帝刘启相识的。

刘启为太子时，晁错担任太子家令，相当于太子府的大管家，精心料理着府中大小事务。在与太子刘启的相处中，晁错凭借能言善辩的口才和切中要害的分析能力，深得太子的喜爱与信任。刘启亲切地称晁错为 “智囊”，可见晁错在太子心中的地位之高。《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记载：“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成为太子刘启的智囊后，晁错在太子的支持下，多次上书汉文帝，提出诸多政见和建议。然而，由于当时汉朝国力尚在恢复之中，朝廷内部对于改革的意见并不统一，且外部匈奴威胁依然严峻，时机与条件尚未成熟。

汉文帝虽认可晁错的才能，认为他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合理性，但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未予采纳。不过，汉文帝对晁错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肯定，将他提升为中大夫，以表彰他的忠诚和智慧。

成为太子刘启的智囊后，晁错在太子的支持下，多次上书汉文帝，提出诸多政见和建议。然而，由于时机与条件尚未成熟，汉文帝虽认可晁错的才能，却未采纳他的建议。但汉文帝对晁错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肯定，将他提升为中大夫。

汉文帝时期，汉朝逐渐从汉初百废待兴的萧条中复苏，呈现出和平昌盛的迹象。

但在这看似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不少隐患。

首先，强大的匈奴频繁侵略汉朝边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匈奴的侵扰给汉朝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严重威胁到汉朝的统治。汉朝军队在与匈奴的对抗中，时常处于被动局面，朝廷实行的消极和亲政策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针对这些困扰国家强大的弊病，晁错又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和可行性方案。

公元前 169 年，晁错向汉文帝呈上一道《言兵事疏》。

晁错对匈奴态度强硬，坚决主张以武力平定匈奴。在这篇奏疏中，晁错认真总结了西汉以来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客观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的军力对比和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他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思想，即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共同对抗匈奴。

这一策略体现了晁错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和战略眼光。他认识到，匈奴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通过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可以形成对匈奴的包围之势，削弱匈奴的实力。

然而，当时汉朝的国力尚不足以执行这一策略。

一方面，汉朝需要集中精力恢复国内经济，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部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外交资源，且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晁错的主张被汉文帝委婉拒绝。

不过，这项政策后来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大力推行。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强盛，具备了实施这一策略的条件。通过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朝成功地联合了月氏、乌孙等少数民族部落，共同对抗匈奴，为击败匈奴发挥了巨大作用。

《言兵事疏》未被采纳后，晁错并未气馁，又向汉文帝上书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

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深入剖析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失误以及匈奴民族的活动特点。他提出了 “移民实边” 的主张，即通过以免罪、拜爵、免除徭役赋税等优惠政策，吸引百姓移民到边境地区。这些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必然会主动与匈奴交战，这样就可以免去从朝廷派兵对付匈奴的麻烦。

为了使 “移民实边” 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措施。

“移民实边” 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策略，得到了汉文帝的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

这个政策堪称远见卓识的奇策，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创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也十分巨大。

公元前 168 年，晁错再次向汉文帝呈上一篇《论贵粟疏》。

在这篇奏疏中，晁错细致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商人通过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等手段获取巨额利润，而农民却在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下苦苦挣扎。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晁错提出了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重农抑商政策旨在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限制商人的势力，防止商业过度发展对农业造成冲击。

入粟于官和拜爵除罪则是通过奖励农民向国家缴纳粮食，给予他们爵位和免除罪行的机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粮食储备。

汉文帝欣然接受了这些建议，这些主张对当时的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政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粮食产量和财政收入。入粟于官和拜爵除罪则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国家的粮食储备，为国家的经济稳定提供了保障。

在国防方面，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些主张为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 157 年，汉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位，史称 “汉景帝”。

汉景帝继位后，作为老师和深受信任的谋士，晁错自然也地位提升，被封为内史，正式进入权力中枢。

在汉景帝的支持下，晁错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错数请间言事，辄得，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每逢国家大事，汉景帝对晁错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之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死后，汉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公元前 155 年，继位两年的汉景帝，在父亲汉文帝的施政基础上，继续推行与民生息、减轻赋税、劝课农桑等政策，社会基本繁荣昌盛。

此时有一件事让汉景帝十分头疼，那就是各诸侯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骄横奢侈，他们时刻威胁着汉景帝的统治。

诸侯王们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可以自行招募军队，铸造兵器。一些诸侯王还与匈奴勾结，企图对抗中央政权。在政治上，诸侯王们拥有自己的官僚体系，自行任命官员，不受中央政府的节制。他们在封地上实行独立的统治，征收赋税，制定法律，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经济上，诸侯王们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他们通过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不仅用于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还被用于扩充军事力量，进一步威胁着中央政权。

在这个关键时刻，晁错向汉景帝提出了削藩的建议，并呈上了《削藩策》。

《汉书》记载：“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景帝最终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

但在削藩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削藩的主意不能是汉景帝自己提出的，因为这些诸侯王不仅位高权重，是汉朝的根基，而且还是他们老刘家的骨肉至亲。一旦汉景帝自己提出削藩，很容易造成天下大乱。

所以，必须有人来背这个锅，而且这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能力背得起这口锅。最后，晁错成了这个背锅侠。

晁错在劝汉景帝削藩的过程中，得罪了很多人。

首先，被削藩的诸侯王对他恨之入骨。这些诸侯王原本在自己的封地上作威作福，享受着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晁错的削藩建议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对晁错充满了憎恨。

其次，朝廷中的大臣很多也反对他。尤其是大臣窦婴，他是窦太后的侄子，认为削藩风险太大，有可能会引发动乱。他不服晁错，二人争论不休，由此结下了梁子。

最后，晁错的家人也反对他。晁错的父亲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劝晁错削藩是离间朝廷和刘姓诸侯王的家事，出力不讨好，不要这么做。但晁错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认为削藩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晁错的父亲见劝不动儿子，心中万分悲凉，他不忍见到晁家灭门，回到家后，服毒自杀。《汉书》记载：“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下达削藩令。

削藩令下达后，吴王刘濞就以 “诛晁错，清君侧” 的名义，联合其他诸侯王起兵发动叛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七国之乱”。

七国造反的消息传到都城后，汉景帝十分紧张。他问晁错如何应对，没想到晁错却傻眼了，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无奈之下，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御驾亲征，割地求和，杀袁盎等措施。

晁错提出御驾亲征，可能是考虑到汉景帝的权威和士气的重要性。在古代，君主亲征往往能够鼓舞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割地求和虽然看似妥协，但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也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稳定局势。杀袁盎则是出于对局势的误判，他认为袁盎与吴王刘濞有勾结，可能会对朝廷造成更大的威胁。

晁错的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存在很大的风险，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汉景帝听后理都没理他。

可见晁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谋士。

昔日与晁错有过节的窦婴抓住机会，将七王叛乱的矛头指向了晁错。而大臣袁盎也建议汉景帝杀了晁错，以平息七国的叛乱。紧接着，以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为首的大臣联名弹劾晁错，请求汉景帝处死这个乱国之臣。

此时的汉景帝只想尽快解决问题，其他的什么都不在乎。于是，汉景帝头脑一热，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随之，身穿朝服的晁错，被骗到街市，处以腰斩，全族被灭，无一幸免。《汉书》记载：“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或许晁错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无私无畏，一心护主，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晁错死后，叛乱并没有平息。汉景帝派出大将周亚夫，几乎倾尽全国之力，历时三个月，才将七国之乱平息。

经此一战，各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了致命打击，实力大不如前。这为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彻底解决各诸侯国的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长远来看，晁错无疑又是最大的功臣。

纵观晁错的一生，他少年勤奋，矢志不渝，才情横溢；青年奋发，辅佐君王，治国安邦。他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提出改革，力主削藩，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命运多舛，因忠直而招祸，因改革而触怒权贵。他的忠诚和直言不讳在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最终，他含冤而逝，令人扼腕叹息。

晁错的死，既是他自己对现实认知的不足，也是时代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