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客户端3月8日电】北京时间3月7日晚，由全球研究论坛（Global Studies Forum）主办、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合办的“顶尖历史学家世代对谈：全球史与中国史：理论与方法”圆桌论坛线上举行。

会上，全球学术平台“全球研究论坛”创始人、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教授陈丹丹主持会议，与不同年代汉学家、历史学家基于全球史与中国史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对谈。

　　▲活动海报。（图片来自全球研究论坛）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研究中国，需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之中。回顾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趋势兴起。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卜正民意识到，研究某一个国家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世界。

在卜正民看来，研究全球历史的一大机遇是摆脱民族主义叙事。“通过将视角从某一国家转移到更广泛的框架，它使我们能够以更具分析性的方式看待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同时作为一名从全球视角出发的历史学家，应在全球影响和地方影响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也表示，对唐宋历史感兴趣的人也会在世界框架下对其进行思考，也会重视其与欧洲和日本的比较。她又举例，“当罗伯特·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写到中国的钢铁时，他也十分关注欧洲的钢铁。”

谈及全球史研究，韩森认为，基于全球史研究的优势在于，“局外人”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谈论中国的发展。“对从事中国历史工作的人来说，有机会描绘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国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对此，同样对比较研究感兴趣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国家不应被认为是历史演变的终点。全球历史是大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空间角度进行思考。他进而指出，全球框架提供了超越国家传统的新视角，促进人们深入思考并挑战常识，然而也存在保持对地方性关注的挑战。

曾多次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的杜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谈及全球研究时表示，当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时，至少在西方，人们对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时，杜赞奇决定深入研究跨国历史。

会上，他以比较的视角，通过三种方式思考如何处理本地和全球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他还指出，新文明是随着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明话语。“我的目标是看看中国在海外的项目，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项目，都涉及到这一新文明话语的实际实施。”杜赞奇表示。（完）

作者/高楚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