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有三：

一是某论坛上有一个话题叫“《隐秘的角落》与《沉默的真相》有什么不同之处？”大家都知道这两部剧是今年的爆款剧目，而这个话题下的回复质量也很高，但流量却非常低。作为一个也被邀请回答的人，我决定在公众号上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二是之前毛尖老师发表了一篇评论《求求你们别再推理》，吐槽今年的探案剧《重生》推理内核孱弱，认为从《白夜追凶》到《重生》是一个巨大的倒退。毛尖老师的文章我很喜欢看，但这篇文章的吐槽我认为没在点子上。

三是前几天某卫视的表演竞技类综艺《我就是演员3》上，王自健出演了《我是余欢水》的片段，赢得满堂彩。很多人认为他演得好，但也有少部分异议。

其实对于这三个事情我没有多少兴趣，我感兴趣的还是这三部剧本身：《隐秘的角落》、《我是余欢水》和《重生》。

今年算是电视剧（包括网剧）行业的一个小丰收年，因为疫情的原因，电影行业遭受重创，而电视剧行业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而以《隐秘的角落》为代表的精品网剧成功在今年掀起了一股热潮，也算呼应了我去年的预言“综艺时代即将过去，影视剧行业将复苏”。

但在具体评价上，我很难对今年的电视剧（网剧）做出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原因是今年的剧集无论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等诸方面都体现出了与过往的不同之处，很难“一言以蔽之”。

但对于这三部剧：《隐秘的角落》、《我是余欢水》和《重生》，我却有一个统一的观感和评价。类似的观点，我至今仍未从现有的评论中找到。

这里先声明一下，本文分析完全建立在影视剧的基础上，虽然这三部剧都有原版小说，但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来说，影视剧不应仅仅被视为小说的“影像再现”，而是可以独立存在并传播的作品。因此以下的解读都建立在剧集的基础上。

先从第一个开播的《重生》开始。虽然打着《白夜追凶》前传的旗号，编剧也是同一人，加上有影帝张译的加持，似乎预定了今年的爆款；但《重生》的表现却难尽如人意。时至今日，在豆瓣上《重生》只有6.5分，不要说跟《白夜》、《隐秘》比，连《三十而已》这样的爆款剧都比不上。

很多人，包括毛尖老师吐槽的问题我觉得都存在。但《重生》真正的问题恐怕还不在于剧情，而是人设和逻辑的不合理。

再说《隐秘的角落》。从完成度来讲，《隐秘的角落》恐怕是今年所有剧集中的No.1。虽然也许从题材的积极性和社会意义上来讲，《沉默的真相》获得了比《隐秘的角落》更高的评分（豆瓣9.2），但《隐秘的角落》在肉眼可见的审查桎梏下，仍然靠其出色的质素成功“出圈”，获得了广大剧迷的交口称赞，不可不说是一个奇迹。

再说《我是余欢水》，正午阳光出品，同样的12集体量，还有郭京飞、高露这样的青年实力派演员，也是爆款，却因踩了“女权主义”的雷，连累评分和口碑下滑，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奇怪的是，这三部剧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事件，几乎都跟一顿饭有关。《重生》中主角秦驰与支队长等几位领导和同事在烧烤店吃饭时讨论行动计划，被老板偷听到，暴露了机密信息，导致了7.14大案。张东升与岳父家的亲友在一起聚会，被当众羞辱，隐含了后面的杀机。而《我就是演员》上演出的《我是余欢水》中的那场中秋聚会也是关键的情节点。

在我看来，这三部剧集中讲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泛80后一代对阶层跃迁窗口期逐渐关闭这件事情的逐渐接受和放下。

这话听起来也许有点耸人听闻。大家也都知道，阶层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甚至到了“不能细说”的程度。而我之所以下决心写出这个观点，与开篇提到的三个事情也有不大不小的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从不同侧面触及了这个话题，却没有人去正面挑破。那么我就来做一回这个“恶人”。

首先《重生》中张译饰演的秦驰这个角色，在失忆前后性格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前期他是个八面玲珑、甚至有点见风使舵的角色，在警局中长期处在两位支队长之下，能力是具备的，却一直没有晋升的渠道。他的各种钻营以及过于关注工作最终引发了前妻的不满。而他的父亲，在剧中也是个多年的老刑警，似乎也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官居高位，也没有给他足够的事业助力。

偏巧7.14枪击案中，两位支队长和其他同事殒命，只有他侥幸生还，因此几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任的支队长。而此时的他已经性情大变，变得沉默寡言，情绪内敛，心思深重，一心只想追寻谜案的真相。

而《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更像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loser”，入赘多年却只能作为少年宫的编外老师，薪水微薄，社会地位一般，更隐隐有性功能障碍，被老婆一家人嫌弃，甚至被“绿”和被逼离婚。编剧对这个人物的“恶意”简直溢出屏幕。

他的境遇用剧中那场家庭酒局里姑父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男人没有野心就不算男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了一种“经济地位决定一切”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男人甚至女人都必须去在自由市场中追求更高的经济地位，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价值认定。而在这种竞争中失败的人，只能处于价值链的底层，甚至像张东升这样安于某份稳定而清闲的职业的，直接从性别意义上被取消了当男人的资格。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是余欢水》的主人公余欢水。余欢水在剧中设定时间的十年前遭遇了一场车祸，而此时他正驾着摩托车和朋友奔腾在“创业路上”。剧情告诉我们，车祸后的余欢水失去了创业机会，成为了一个普通的“社畜”，而他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处境与张东升几乎别无二致。

而这三部剧几乎也都是以主人公的殒命为结局。《我是余欢水》中的余欢水虽然结尾似乎还活着，但从剧情设置以及画风上，观众不难得出答案。可以说，这三部剧的基调都是悲剧。

再从主创人员上，主演张译、秦昊、郭京飞都是清一色的78,79年生人，都可以算是“泛80后一代”（从《奋斗》开始国内普遍流行78后演员饰演80后）。《重生》的编剧指纹是77年，《隐秘的角落》原著紫金陈是80后，导演辛爽是80后，片中虽然人物使用的功能机指向2000年初，但这部剧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爆火，还是指向了泛80后一代的社会情绪。

为什么在2020年的今天，三部基调如此“丧”的剧集集中出现，并得到了观众的共鸣呢？这正是当下社会情绪的反馈。

2020这个时间点，意味着80后中最大的已经四十岁了。四十而不惑，四十岁也应当是看破一些的年纪。

我们知道，“阶层跃升”是伴随着改开出现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而同时，80后也是改开后出生的第一代人。自四十年前开始，随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几乎开启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阶层跃升运动。

这场运动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其意义可以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而这个变化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几乎使得大家形成一种潜意识，似乎这种跃升将永远进行下去。

自然，在这场运动中成功改变了地位和命运的，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而运气没有那么好的，则会被归咎为自身原因，被社会藐视甚至淘汰。

然而，一场比赛中总有领先的和落后的，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阶层跃升活动，也总有人跑不了那么快。那么到底有没有必要给予这些人同情和理解，还是将问题都归咎于他们自己呢？

从一种慕强和鼓励竞争的文化来说，我们应该从成功者身上吸取更多的要素，而不要给失败者找那么多借口。

于是我们看到，即便《重生》中的秦驰成功晋升，他也依然在深深怀疑自己，甚至将同事牺牲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这样的位置，最终以身殉职为同事求得真相。而《我是余欢水》中的余欢水，还要靠着一场“癌症病人舍己救人”的媒体闹剧，来获得超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此“报复性”地回应社会与家庭环境对自己的不公。而《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虽然按照当下流行的“三观党”的观点，是不折不扣的坏人，恶棍，社会败类。但是我在网上讨论中看到，不少人给予了这个角色很多同情和理解。

这恐怕不是偶然。在2018年诸如《大象席地而坐》和《无名之辈》这样的影片获得关注的时候，我就评论过，“丧”这种情绪正从青少年阶层、边缘阶层向中青年、主流蔓延。而这背后都是阶层跃迁窗口的逐渐收窄和冻结。

不过，我也没想到大众中有些人对于这种现象的反应如此激烈。我曾在一篇影评文章中说：“我们也许无法跨越阶层，但至少可以活的更有尊严一些。”结果一位读者在评论区大骂：“你TMD才不能跨越阶层！”令我极为错愕。

即便知道经过几十年的社会舆论与文化的熏陶，“阶层跃迁”已经成了很多人的执念，但当今的现实无疑让更多的社会人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放弃吧，不甘心；努力吧，却又无力为继。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自媒体人木村拓周的那篇文章《80后会有下半场吗？》：

过去两年社交网络的两大情绪，中产焦虑和中年危机，以前这都是专属于四五十岁人的痛苦。但这些年 80 后提前接棒了，成了典型的“双中”患者。

不是 80 后着急。80 后成长的这三十年里，是最沸腾的三十年：80 年代下海潮，邓爷爷 92 南巡之后又是一波高速增长，2000 年前后互联网创业，2008 之后的疯狂楼市，2015 年又是双创热潮又是 A 股神话。

80 后的特殊在于，他们是第一代完整撞上了这么些机会的人。

对于 60后、70 后来说，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的痛苦和惋惜有着必然性。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集体主义碾压掉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这代人的反思会把痛苦归结于体制，归结于个体意志的被打压。只不过有的人被打下去了，有的人像许知远这样，一直在反弹。

而更年轻的一代，比如 95 后或者 00 后，则像李诞形容池子那样，“没有包袱”。如韩寒那篇文章里说的，“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窗口期不会超过几代人”。当 00 后成长起来的时候，阶层的上升通道已经几乎关闭，打破阶层壁垒的希望会变得渺茫。这代人回首一生，可能会更多地把变量归结为出身，起跑线决定了太多东西。

所以 60 后把痛苦归结于体制，00 后把痛苦归结为出身。只有夹在中间的泛 80 后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最急速分层的阶段之后，把痛苦归结于自己的选择。

这导致了 80 后的反思普遍是带有机会主义成分的：一个一个机会就在眼前飘过，好像伸手就能够着，但最后又一个都没有抓住。这是一代人最大的痛苦来源。

通常来说，一个人对于自己出生时的一切，都会觉得是习以为常的，对于出生之前的一切，会觉得是无法改变的。而经历了这么多机会窗口的“泛80后”一代，心路历程自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我很能理解王自健版的《我是余欢水》在竞技舞台上获得满堂彩的反馈。甚至连张颂文、郝蕾这样的演技派也看得热泪盈眶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张颂文在去年的《演技派》上曾经回忆过他去试镜几百次被人赶出来的经历，而郝蕾这几年演艺道路上的浮沉也足以令她感同身受。章子怡的感触则可能与她深陷舆论漩涡的那几年有关。而这几位都是75后，也完整经历了泛80后一代的时代窗口期。

而主人公王自健做为第一档以80后为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演人（《锵锵80后》、《今晚80后》），这些年的坎坷历程也令人唏嘘。不过，我不太喜欢他在《我是余欢水》中的演绎，尤其是打架、被泼红酒这些情节太过“洒狗血”，且没有必要。难道阶层跃迁失败还不够“惨”？

我们也不能总是停留在一种情绪里，就像那位在评论中大骂我的读者一样，我理解他也许是把那句话当成“诅咒”了。我也无意给大家灌输鸡汤，因为社会环境会逐渐教会大家以正确的心态来面对现实。我只想指出如下几个简单的事实：

1.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阶层跃升”都是一个绝大部分时候难以发生的小概率事件。

2.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轮整体性的阶层跃升，肯定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3.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在这轮阶层跃升中受益，从绝对意义上的农业国跃迁为工业国，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4.从相对社会位置来说，有高有低是社会常态，不必要妄自菲薄，也不必觉得“没混出头来”是种失败。

5.对于个体来说，在大的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是比单纯的阶层跃升更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方向上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快乐，也是更容易把握的事情。

另外，整体性、普遍性的阶层跃升机会逐渐变少，不意味着阶层跃升从此就没有了。未来的阶层跃升可能是在特定时期对某一类型人员有着巨大的窗口机会，而这与这些人群从事的行业、专精的领域高度相关。

如今已经不是那个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就可以发家致富的年代，同质化竞争导致的必然是阶层跃升的机会变小。但这样也带来了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可能性。据我了解，现在很多高校中的年轻学子进大学的第一目的就是找个工作，也因为社会导向的原因，将更多的目光汇聚到了金融等这些“赚大钱”的专业，而传统的基础科学研究却乏人问津。这不啻是社会竞争的一种“副作用”。

而未来这种情况必然会得以改变。但这也不是我最想说的。我这篇文章最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80后被标签化的问题。

成长于传媒发达的时代，80后从长大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被“标签化”的问题，从最早的“垮掉的一代”，到后来的“房奴”、“蚁族”，到“80后你怎么办”，直到“后浪”横空出世，80后的被标签被定义算是正式告一段落。

从个体来讲也是如此，比如一提到韩寒就是叛逆，一提到郭敬明就是饱含野心和欲望的追求成功等。80后的媒体偶像“造神”之旅贯穿整个80后的成长历程，而在这个过程中，80后本身是被动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80后，没有一个类型可以代表80后，当然也没有一个标签可以涵盖80后。80后在几十年的历程中参与构建了现代中国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过程并未结束，而影响力还在深度的扩展和升华当中。

因此，几部电视剧所蕴含的社会情绪与意识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虽然在当下这个时刻有某种节点性的意义。关键在于，在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正面的例子。前两天，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冀西南林路行》发布了。这是距他们首专后广大乐迷翘首期盼十年的新专，也是乐队成立二十年来的第二张专辑。

自从他们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发布后，便成了华语独立/摇滚乐迷心中的神话，这么些年来，乐迷们望眼欲穿，万青也成了绝少的那种“一张专辑吃了十年老本”的长销神话。

而万青是一支典型的80后乐队，到而立之年才发了第一张专辑，比起其他行业的“出名要趁早”的案例来，万青算是反例了。

然而，好货不怕等，万青的“耐得住寂寞”在我看来，是80后乃至今后各个世代值得吸取的样板。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在时间中去沉淀，去修炼的，我们也许不必那么“急”，那些看上去比你过得好的人，拥有的也不过是1天24小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