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卖官卖爵有个高雅的名字，叫捐纳。

捐款、缴纳，给朝廷钱，换个官来当当。

有了钱，你可以不用科举考试，就能直登龙门。

别以为买来官只是虚职哦，有的官，是有实权的。

卖官卖爵，看起来是非常腐败的行为，官都是买来的，这样的官，能为百姓服务么？是有真才实学的么？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王朝到了卖官的地步，那就是亡国之相——一国财政需要靠出卖官职来维持，想不亡都难。

其实，卖官不仅仅出现在王朝的衰退期，在鼎盛时期，不愁钱花时，也会有这样的行为。

卖官是治理国家的一种高明手段，是帝王之术。

公元前243年，战国末期，这一年秦国发生了蝗灾，大量庄稼绝收。

为了应对危局，政府推行了一项政策，叫“纳粟拜爵”。

纳就是交纳的意思，粟就是小米，在这指代粮食，就是说你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国家就封给你一个爵位。

这项政策体现的，就是捐纳制度的本质。

你向政府提供赋税之外的额外经济支持，来换取政府授予的官爵，这也就是捐纳的核心。

这是最早的、有明确记载的捐纳制度，而事实上这项制度可能出现得更早。

“纳粟拜爵”制度的颁行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王嬴政——那是还没统一六国称帝。

之后捐纳制度一直实施到清朝灭亡。

所以说，捐纳制度的寿命几乎和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长。

如果细算，还要略长一些，它比中国历史上其他的人才制度，比如汉朝的察举制度、两晋的九品中正制度、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这些制度加起来还要长寿。

说明捐纳制度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历代王朝都在用。

秦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通过捐纳授予的官职，基本不会扰乱正常的官僚体系。

也就是说，给你的一般都只是荣誉上的爵位，而不是实职。

这就是为什么捐纳制度运转两千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府的有效管控之下。

到西汉文帝时期，爵位甚至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交换。

东汉灵帝刘宏，曾把官职明码标价出售，曹操的父亲曹嵩就买了个三公之职“太尉”，不过这基本上也是一个虚职。

到北魏时期，捐纳八千石粮食最高可以得到“散侯”之爵。

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捐纳得到“明经”的身份，扮演读书人。

到宋代，“进纳者”可以得到“散官”之职，但授予实职就必须经过更严格的选拔程序。

这个选拔过程，有考察出身、有笔试、有面试......还是挺严格。

可以这样说，从秦以来，捐纳制度的本质都是国家拿虚名交换实际利益。

不过，这个情况，在明清两代，有了一点点变化。

虽然拿钱换虚名的总原则没有改变，但是捐纳带来的实惠更多了。

所以，明清两代的捐纳最为盛行。

明朝初期，捐纳制度一度被废止。

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极大地刺激了明朝政府，让他们看到必须增强军备预算。

而军备历来是最烧钱的，由此产生的财政缺口，就给了捐纳一个机会，让这项制度得以复苏，并且口子越开越大。

1453年，为了赈济灾荒，朝廷下令向灾区捐800担米的正式生员，都可以成为贡生，也就是有资格到国子监就学。

这种通过捐纳取得贡生资格的叫“纳贡生”。

明朝是一个不太幸运的朝代，从天灾到敌寇，威胁一直持续上升。

所以，捐纳也不断扩大。

到16世纪初的正德年间，不是儒生身份的人只要捐钱，也可以获得类似儒生的身份，这一类被叫作“例监生”。

纳贡生和例监生，有做官的资质，相当于官员的预备役梯队。

你可能会说，想当官，直接去参加科举不好么，为什么要花这冤枉钱啊。

这是因为，科举实在是太难了，比现在的高考，难上百倍。

这个难，主要还不是难在试题，而是难在超低的录取比例和超长的考试流程，尤其会试和殿试，还是每三年才举行一次。

明代从童试按部就班考到会试，往往要二十多年时间，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由于竞争激烈，可能要花上两倍，甚至更多的时间。

明朝著名的文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曾做过一个统计：苏州一府一州八县，共1500名生员，3年内仅3.3%的人走上仕途。

按这个进度，1500人全部走上仕途，需要90年。

所以，明代等待成为贡生，叫“挨贡”，就是熬。

而捐纳，可以让人跳过从童生到贡生的漫长过程，直接获得贡生资格，算是一种捷径，所以很受欢迎。

纳贡生、例监生，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能不能做得上，还要走选拔程序。

而在这个环节，正道出身的进士，会被优先录用。

捐纳出身的，即使幸运地得到了官职，也很难得到“肥缺”。

他们可以待在国子监里，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免徭役等特权，直到终老。

清朝很多制度都承袭了明朝。

顺治六年，也就是公元1649年，清朝也开始了自己的捐纳制度。

清朝把捐纳叫“报捐”。

国家给捐纳者的回报，也是国子监监生的身份。

康熙年间，为了筹集军费平定三藩之乱，更多的岗位向捐纳者开放，比如知县。

到乾隆年间，朝廷不差钱了，又停止了除国子监监生之外的各项捐纳项目。

晚清，还是因为财政问题，捐纳的口子再次开大，直至泛滥，当时山西干票号的富商，都买了官来做，都是二品、三品这些高阶官。

上面提到的，都是从大方向来讲捐纳制度，接下来，我们从细节去看看，这个制度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的影响。

捐钱买官，好像很容易，给钱就能当官了。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上面提到了，明清时期，捐钱的人，只能当例贡生和例监生，这些只是候选官员，得等朝廷“放官”，也就是发放空缺名额。

清朝放官是每月一次，统称为月选。

但是放官，首先考虑的是因丁忧、得病等原因一度离任的官员，其次考虑的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进士、举人。

像捐纳者只能排到第三梯队，这就是没有正式文凭的代价。

所以想快点当官，还是得有个文凭，这些捐纳者可以重新参加乡试考试，直到当上举人、进士，然后再去做官。

当然，你可以加钱，没人和钱过不去，加钱，就能把排名靠前点，有空缺了，容易排到自己。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算算，花钱买官，成本效益划不划算了。

捐纳的价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而波动的。

变动的一个原则就是：国库越缺钱，越需要捐纳，当官的价格越低。

乾隆中期，直隶的知州捐升知府，要三四千两银子；到光绪年间，只要一千多两银子，就可以办成这件事。

知府在清朝官制里一般是正四品或从四品，顺天府是正三品，因为是首都所在地。

根据记载，四品官员的年俸是白银105两，以及105斛米。

粗略估算，总价值大约折合白银300两上下。

按照乾隆年间的捐纳价钱，要十几年才能回本，这还没考虑通胀之类的情况，以及制度层面的风险。

即使是按照光绪年间的行情，也要三四年才能收回成本。

所以，如果只算合法收入，捐纳是不太划算的，作为一项投资，它的盈利周期比较漫长，回报率也不太高。

不过，在中国古代，当官除了俸禄，更意味着各种特权和权力寻租的机会。

捐纳者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那他必然要把权力兑换成各种搂钱的手段，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寻求升迁，毕竟官越大，回报率就越高。

也就是说，捐纳制度先天包含着腐败的诱因，这也是捐纳制度最直接的影响。

捐纳制度也有好的一面。

首先，当然是补充国库。

康熙年间，为了平三藩之乱，开放了包括知县在内的做官资格，史称“乙卯例捐”。

捐纳制度帮助康熙获得了武器上的优势。

咸丰年间，为了解决太平天国的问题，清朝开办了专门旨在筹饷的捐纳项目，京官里六部郎官以下的官职，地方官里道台以下的官职，统统开放，这个项目一共涉及二十一个职位，一直延续到了1879年，也就是光绪五年。

这些捐纳项目就像是经济强心剂，在清政府几次摇摇欲坠的时候，提供了财政支持，让它勉强过关，这不仅是保全了清政府的统治，也是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捐纳制度的第二个好处是，让有才干但不擅长科举的人才多了一条出路。

受出身、地域、收入、职位层级限制而居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总是希望找到上向突破的途径。

在过去，科举、军功、当封疆大吏的幕僚，是向上突破的主要途径，捐纳制度等于多提供了一条活路。

比如明末的大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通过捐纳，成为正式童生，也就是俗称的秀才，这才有了乡试的资格。

这是他在明末清初成为士林领袖的起点。

所以，不是所有捐钱买官的人，都是小人，也有一些是想做大事的。

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捐纳也能丰富国家上层的人才类别。

明清的八股取士，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维，培养出一批知识结构单一、僵化、跟现实脱节的官员，他们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说难听一些就是书呆子。

而捐纳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这个问题。

清朝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捐纳出身的名臣。

比如，雍正年间有名的能臣李卫，晚清时代难得的外交人才张荫桓，慈禧太后赏识的重臣、因大力惩治腐败而得名“官屠”的岑春煊。

他们都有过捐官的经历。

这些人虽然也有各种毛病，但都具备科举官员所少有的实干能力，为充斥着腐儒的官场带来一丝新鲜空气。

如果不是捐纳制度，他们必定被埋没。

此外捐纳还有一些促进经济繁荣之类的作用。

钱从富裕家庭的手里流入国库，又从国库流到民间，不管有没有进入到老百姓荷包里，毕竟钱在流动了，这就能促进经济发展。

在历史上，捐纳制度不是中国独有的。

在日本、朝鲜、越南、中世纪的罗马教廷、英国、法国、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美洲，都有过类似的制度。

直到今天，穷困潦倒的英国贵族还把贵族头衔当作商品变卖，以改善经济处境，这一点与汉文帝时的爵位交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美国的政党分肥制其实也有捐纳制度的影子。

政党分肥制就是获胜政党把职位分给为本党做出贡献的人，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合格。

虽然在19世纪末政党分肥制被法律禁止，但我们今天也能发现，美国大选胜选者总会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大使等职位，分给自己的老友新朋，或者捐款大方的商人。

2005年，德国的《明镜周刊》披露，在1999年到2000年间，小布什当上总统后任命的首批35个外交官，平均每人给小布什捐了141110美元。

当然，他们有手段绕过政治捐款的上限。

2014年《华盛顿邮报》曾经统计，奥巴马时代，一次任命的58位驻外大使中，有32位没有外交经验，而这些大使有给奥巴马捐款的经验。

其中，捐款120万美元的互联网公司CNET的高管马修·巴镇，就任命为英国大使。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里，用过的没有外交经验的大使超过了80人。

而到了特朗普时代，一次性把奥巴马政治任命的80位大使全部免职了——不是自己的人，一个都不用。

钱和权，从不分割。

不管是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王朝，还是现在所谓的民主制度，捐纳制度，一直在，只不过是换了马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