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已经深入渗透在每个中国人身上。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传统接代的思想依旧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很多人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更是做过不少极端之事。

古代社会是盛行“宗法制度”的，宗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非常强调家族的延续，男性在宗法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负责祭祀祖先、继承家族姓氏、继承财产等。这种制度也强化了 “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 的观念，例如在周朝时期，天子分封诸侯，诸侯的爵位通常由嫡长子继承，这也进一步巩固了男性在家族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在宗法制度的观念下，家族的地位与男性后代的传承紧密相连，古人认为一个家族如果没有男性后代，就可能面临家族衰落、宗庙无人祭祀的局面，会被视为极大的不幸。

另一点则是我国古代社会多为农耕社会，男性由于体力优势，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承担繁重的农田劳作，如耕种、收割等，也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古代时候，拥有男性后代就意味着家庭有了更强的劳动力，能够保障家庭的生计。

对于家族来说，传宗接代也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古人认为，女儿长大出嫁随了夫家，如泼出去的水，只有儿子才能待在身边，赡养自己。

古代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人之家可以凭借丰厚的财富三妻四妾，享受着优渥的生活，为家族开枝散叶。而穷人则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为每日的三餐操劳。对于他们来说，娶妻生子似乎成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在贫困的重压之下，他们有的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于是就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虽然管用却有违人伦。

那就是—— 典妻婚，“典妻婚”是中国旧时的一种特殊婚俗，是指夫家一方将合法妻子典借出去，出让生育的权利，以换取某种物质利益的形式。

据社会学家考证，婚姻上的典妻制很早以前就有了，在人类进入单偶婚时代可能就已出现，发展于秦汉，成熟于宋元，至民国时仍留存民间。

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密不可分，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不堪。有些家庭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将家中的女性成员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换取生活必需品或金钱。

对于那些无力娶妻的穷人来说，典妻婚则成为了他们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唯一途径。

典妻婚的运作机制也是相对复杂的，但核心在于“典”与“租”的概念，一般来说，典妻婚的双方都是经济条件较差的穷人。一方（通常是女性所属的家庭）因生活所迫，将妻子或未婚女儿出租给另一方（通常为无妻无子的单身汉，或已有妻室但希望再添子嗣的男性），以换取一定的金钱。

这种交易通常会通过媒人介绍，双方签订“典婚书”或契约，明确典妻的期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典妻婚期间，被典的女性需要离开原家庭，与雇主共同生活，直至生下的孩子能被喂养时。典期结束后，女性则需返回原家庭，恢复与丈夫的婚姻关系。对于所生的子女，则根据契约的规定，可能归雇主所有，也可能归原家庭所有，或双方共同抚养。

典妻的雇主，通常是没有能力娶妻生子组建家庭的穷人，他们虽然贫困，但刚好有一点点余钱，只能满足典妻所需。如此一来，一方可以赚点钱，一方可以借此延续香火，双方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达成了一种看似 “互利共赢” 的局面。

这种现象在古代的时候十分常见，在《敦煌文书》曾有叙述：“今有腹生男苟子，典与亲家翁、贤者李千定”，据北宋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比因饥谨，民有雇鬻妻卖子”，鬻妻卖子是一个汉语成语，读音是yù qī mài zǐ，意思卖掉妻子和儿女。

到了清朝时期的典妻行为更是发展到了巅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种现象，而且连契约都不用签订了，直接通过口头来约定。

在民国时期，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也开始关注女性的权益和地位问题，对典妻婚等封建陋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娶妻生子的成本也相应降低了很多，使得更多的穷人也能够承担起组建家庭了，典妻婚也就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最终走向了消亡。

写到最后

从道德层面来看，“典妻婚”可谓是对人伦道德的极大挑战，它不仅违背了婚姻的纯洁性，将婚姻视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也践踏了女性的尊严，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而非独立的个体，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的基本结构，使家庭成为了一个充满功利的场所。

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典妻婚都是一种应该被彻底摒弃的制度。大家如果还有别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讨论，同时也欢迎收藏和转发。（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