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我1955年出生于内江市中区一个普通家庭。我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大家族。祖父在民国27年买下了沱江边上一个院落——粟家大院，我就在这个大院长大。我的叔叔、姑姑在解放前参加革命，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和自贡警备司令部。1949年国共和谈被释放，建国后曾担任川南师范学校的校长。
（面对沱江的粟家大院）
1962年，我在内江五小读小学。一年级下期，学校来了姓张的兼职音乐教师，他发现我唱歌很准，就让我多唱、领唱。二年级期末，我和黄爱萍代表班级向家长汇报演唱《藏胞歌唱解放军》。到登台时，我望见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心不由得跳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上舞台，心里没有把握。黄爱萍不断整理弯曲的头发，我也检查自己的装束，“雪山升起哟，弯月亮，雪山顶上哟，放金光、、、、、、”一曲唱完后许久，人群中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母亲和姐姐热泪盈眶，为我感到骄傲。同学告诉我，我们班的节目是整个汇报演出最出彩的。从此，我住的大院里经常响起一个童声。我在歌唱中找到了快乐，在快乐中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
粟家大院里有一个大天井。放学后，一群初中生就在大院里排练舞蹈《洗衣歌》。我首次演唱的歌曲就是藏族题材，因而对《洗衣歌》一听入迷。他们排练多久，我就听多久。不知不觉地，我就记住并吟唱出它优美的旋律和歌词。心里开始幻化出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和牛羊涌动的画面。
1966年发生的“破四旧”运动，给家里带来了重大变故，看到进进出出的红卫兵在我家翻箱倒柜，我很无助也很受压抑，大院里就再没有我的歌声了。
1969年，我到内江二中读初中。因家贫，放学后就去帮母亲刷纸板补贴家用。这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式劳动，我发现，哼小曲、小声歌唱能提高工作效率，还感受不到劳累和厌倦。班上有一个女同学长得漂亮，是我们的班长，她常常邀约一群女同学到我工作的地方逗留。她一来，我内心就感到愉悦、高兴。她离开后，我就会用歌声放飞心情。我一扫阴霾，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14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她成为了我的妻子。
（作者结婚照）
二、自学。1971年8月，我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因体力差只能和妇女一起参加生产劳动。那时，因年纪小，环境发生大的改变，让人感觉很不适应。我在劳动空闲时，喜欢在广阔天地放声歌唱，以抒发心中窒息的情感。但反复唱那几首熟悉歌曲又觉得很不过瘾，想唱新歌却又没人教。我采用一个“笨办法”，用《东方红》曲谱为参考，试唱新歌《大顶子山的青松》。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学会了识简谱！随后，我又自学二胡并能拉一些曲子。
1972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母亲让我去河坝街买菜。我看到街边寄卖店里有一把二手小提琴。店主四十来岁，个子不高，显得很精明。他看我对着货架上的小提琴不转眼，就说，“9元钱，便宜卖给你”。他话说得倒是容易，我当知青一年多挖泥巴得来的工分钱才十元五角，这分明是要我的“血本”呀！我想，这个二手琴实在太贵，买了可惜了钱，不买又舍不得。老板发现我在犹豫，“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点哟！”他这句话点醒了我，一咬牙就掏钱买下了。有了这个宝贝，我姐姐有一个朋友的丈夫姓王，在内江文工团拉小提琴，他借给我一本《开塞小提琴练习曲》，告诉我说要照着曲谱进行反复练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有不断地练习，才能提高小提琴演奏的技能和技巧。但在那个时候，内江既没有出售小提琴的店铺，更没有卖五线谱本的商店。我就只好自己动手在白纸上画五线谱，再将曲谱依样画葫芦地抄下来。通过王老师的指点，特别是不断地摸索和勤奋自学，我终于熟悉了小提琴四根琴弦的音阶，还学会了识唱五线谱。我开始按照曲谱进行练习，久而久之就能够演奏一些熟悉的曲子了。
（1973年，作者在室外演奏）
音乐可以培养并增强集体意识。这年底，我调到内江水轮机厂工作，参加了工厂的宣传队。乐队不大但有三人可以演奏小提琴。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新疆之春》《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乐曲，一遇节假日就为工人们演出。不久，我到省建十三公司学习焊接技术，公司有一个50多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指挥姓邱，人称“邱哥”。他是广东人，特别喜欢广东音乐。他是我姐姐家的邻居，关系不错，经常和姐夫一起喝酒聊天。他得知我会拉小提琴，就邀请我参加乐队的排练和演出。我利用这个机会，不时向他请教乐理方面的知识和指挥上的技能。一次，表姐工作的内江针织二厂要搞一个大型演出。她们单位女工多，跳舞、唱歌的不少，但缺一个像样的乐队。我知道后自告奋勇请“邱哥”支持，由乐队担任歌舞伴奏并演奏管弦乐曲目。没想到正式演出时，剧场突然停电，场内一片喧哗。 “邱哥”临危不乱，立马指挥乐队演奏《喜洋洋》《邮递马车》《晒稻草》、、、、、、。电源接通后，观众自发鼓掌欢呼，祝贺乐队在黑灯瞎火中临场发挥和高质量表演！这是我第一次在正规舞台参加演出，我体会到：面对观众时，心不慌、要平静，手不抖、要平稳，眼不离曲谱、眼要有指挥，注意力不分散，要高度集中，音才能随指挥的手势发出，最终汇聚为优美动听的和声。
音乐还可以改变腼腆的习惯。1975年，我和四表哥、堂弟去资中熊桥铁厂看望当厂长的大表哥。我们到火车站时，四哥见发车时间还早，“时勇，拉一曲提神！”我当即拿出小提琴，开始演奏《新疆之春》《沉思》。没想到这个大胆的的举动，竞引来了候车人围观。人越来越多，差不多围了整整两圈。在他们的注视下，我把自己熟悉的曲目拉了个遍。此后，我经常在沱江边练琴、唱歌，收获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烦恼也逐渐离我远去。
三、发挥。1979年金秋，在同龄人羡慕下，我考上重庆师范学院。入校当年上学期，我为班级舞蹈“花儿与少年”担任伴奏。不久，我加入了学院刚成立的文工团。
（作者用这把琴演奏“花儿与少年”）
文工团下辖的乐队规模比较大，管乐为双编制，小提琴有20多把，另有手风琴、键盘、打击乐等。为了参加四川省首届大学生“校园之春”文艺汇演，文工团创作了大型舞蹈——《课余》。为取得好成绩，学院决定由乐队去演出现场进行伴奏以增强演出效果。为此，不仅专门采买了小提琴、管乐和打击乐等乐器，还请了重庆歌舞团的专业指挥对乐队进行指导和排练。乐队的训练一般安排在晚饭后，有几次还利用了周末的下午。对一首曲目的重复练习很刻苦也很枯燥。每当发现大家的情绪不振时，学院和文工团的领导就来打气、鼓励。同时，指挥也安排大家中途休息并演奏一些其他曲目来进行放松。我在其中也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切分量。
1980年7月，文工团上百人带着行装，怀着忐忑的心情乘火车到了成都。演出在天府广场附近的四川剧场举行。轮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都有点紧张，但随着第一个音符的跳出，乐队就进入了有条不紊的昂扬状态，我的琴弓也随之停顿、跳跃和飞扬。在富有强大感染力的伴奏下，台上的同学像上了发条的机器，飞快地旋转、高高地跨越。女同学以优美的舞姿，男同学用健美的力量，充分展示出大学生们课余生活的丰富多彩。我们的首演取得了成功，《课余》获得了一等奖！为此，学院为文工团全体颁发“一门选修课免考并优秀”的奖励。
两年后，第二届大学生“校园之春”在重庆建院举办。我们的两个参演节目都不太理想。学院团委决定，由我担任学生会文娱部长并兼任院文工团长。经商量，我决定在舞蹈队、乐队基础上，另新建话剧队。组建话剧队首要任务是网络人才，其中剧本创作是关键。我们班崔小巍、冯弟强等曾创作文学作品，中文系七九级、八零级的同学写作能力也很强。再就是物色话剧演员。我们班有个美女叫赵为民，是高干子女，一笑就露出两个酒窝，很漂亮。另有一位是中文系的女生，叫徐燕，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久，崔小巍创作了《敦煌在呼唤》，其中心意思与国家鼓励大学生毕业去边疆、去基层、去最艰苦的地方十分合拍。舞蹈队增加了好几个低年级美女。如，数学系的杨世兰。中文系的余奇，因她在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中挥动小鞭子的动作而印象深刻。另有一位生物系的女生叫唐吟宇，不仅舞蹈跳得好，学习成绩也好，是学院评的“三好生”。
1982年寒假，学校决定将文工团精心准备的歌舞《草原英雄小姐妹》和话剧《敦煌在呼唤》奉献给全校师生。这次演出创了两个校园记录：一是两台不同的节目分别在两个晚上演出，得到了广大教职工、同学们的高度认可。二是前来观摩的高校代表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领导在现场提出，请我们在两台精彩的节目中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组合成一台节目到他们学校演出。在后勤工程学院演出后，官兵们用整齐划一的手势为我们的表演喝彩，学院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席。
毕业前夕，文工团在大礼堂举行了告别聚会。校团委、学生会为团员们发了一个笔记本。大家捧着它签名、留言、写通讯地址，互相送上美好的祝福，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1983年，院学生会同学留影，一排右三为作者）
四、圆梦。1983年6月，我毕业分配到内江地委党校工作。一年后抽调我去省委二党校青干班任二支部书记。党校领导知道我有文工团工作的经历，对我说，“我们学校在50年代就有跳交谊舞的传统，为丰富学校文化生活，你组织一下，把交谊舞跳起来”。我发动本支部学员为主进行交谊舞练习，到母校借音响设备，组织大家对食堂进行布置，特意安装了彩灯彩带。当华灯亮起，在几对骨干舞伴的引领下，舞池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看到了领导们脸上的笑容，看到了老师和学员们在舞池的身影。
1989年，我由内江组织部调省人事厅工作。以后又先后在机构编制部门、民族部门工作。在民族部门工作期间，我惊喜地发现，我的音乐情结天然地拉近了与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距离。一次，我们去民族地区调研，看着车窗外雄伟的山峦、奔流的河水，我与同车一位喜欢唱歌的领导一路观景一路高歌。我们在街头扮作兄弟进行暗访；在村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那次，我们的调研工作很愉快，调研成果还被省委、省政府领导采用。我在纪检监察部门工作时，还结合工作创作歌词，北京一个作曲家为《清廉长歌》谱了曲，著名书画家邱笑秋老先生则抄录了《反腐倡廉抒怀》。
2016年，我为增加退休生活情趣，把尘封在柜子中的小提琴请出来，从拉空弦开始进行练习。还参加声乐训练班，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歌唱的基本知识，如从头学习科学发音的原理、咬文吐字的韵律和高低音切换的技巧等。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大庆。我那时报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在四川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与研究会的领导商定，要以研究会名义搞一个声势浩大的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
我此前在天府广场附近的“经典汇”剧场看过一次演出，当时就曾联想，争取在这里搞一次活动。于是，我策划并安排人员分工联系剧场、引进活动赞助商、挑选歌舞节目和拟定出席活动的领导及参加人员名单。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我的妻子联系了锦江老年大学教舞蹈的老师，我的同事李晓华请了成都老年大学舞蹈队全体，成都永业公司尹总慷慨提供赞助。经过周密的准备，“庆祝建党100周年书画文艺展演”在“经典汇”剧场隆重举行！我所在的省老干中心乐队演奏了配乐诗《浪淘沙·北戴河》和《闪闪的红星》等曲目，锦江老年大学和成都老年大学舞蹈队演出的《荷花》《扶贫之歌》等舞蹈，受到了参会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后，省老干中心乐队开始排练管弦乐《红旗颂》。我们乐队成立后，一般是演奏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后来，俊康提议并由队长王川决定，由我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提高乐队训练和演奏水平。由于乐队成员都是退休不久的厅级领导干部，我感到诚惶诚恐。队长王川、副队长梦元和乐友们纷纷给我解压输气，我只好鼓起勇气承担起这个重任。我们这代人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深厚感情。管弦乐《红旗颂》是我们百听不厌的曲目，大家都想用自己的真心来演奏这首名曲。我当然知道，以我们这支刚组建不久的业余乐队来演奏这首气势雄伟的颂歌，自然会有难以攀登的高度。为此，我想到了一个逐步提高、渐次深入的办法。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齐奏练起，将主旋律练熟。其次，按照管乐、弦乐、键盘乐器的特点进行独奏、分奏和合奏。第三，在熟悉的基础上调整充实曲目速度、表情和内容，如红旗引导下的行军正步，蓝天白云中飘扬的红旗，特别是在曲子中添加《东方红》元素。吴局长为了让乐友们更清楚地看见我的手势，还特地拿了一根银色长筷给我做指挥棍。通过乐友们的不断磨合、努力和相互配合，我们排练的《红旗颂》初步达到了对外演出的水准。老干中心领导派专人为乐队录制了视频，并在中心的大屏幕进行滚动展示。此后，我们在青城山首届“康养杯”诗歌朗诵大会、纪念中华母亲嫘祖大会和岷峨风艺术团成立15周年大会进行了公演。在金河宾馆演出时，因台下都是艺术团一起唱歌的同仁，我感到特别紧张，生怕我手中的指挥棍不听使唤。乐友们在台上就坐后的自定让我平静下来，我们的演奏也展示出了比平时训练更好的水平。秦玉琴、李登菊、韩邦彦、李洪仁、何志尧等省级老领导、艺术团的同仁以及各界人士观看了演出，对我们的表演进行了充分肯定。
（演出后休息，前排右三为作者）（老干小乐队受邀参加演出）（老干合唱团参加比赛）
在这些有益的活动中，我接续了老朋友，认识了新伙伴，不仅对安度晚年、陶冶情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还实现了国家提倡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愿景。我真正认识到“活到老、学到老”是值得人的一生追求的目标，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才能将自己的爱好和成就更多地在团队风采和个人才艺中得到展示。我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用自己的余热和激情去歌颂党的领导、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才是我们这代人实现音乐梦想的广阔舞台！
（2024年5月，四川省嫘组文化促进会在八宝街大酒店举办书画文艺展演活动。）
作者，粟时勇，省级机关退休干部。省纪委、监委《清廉四川》刊物原主编，知见诗社顾问，四川朗诵演讲促进会顾问，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顾问，长征女红军研究会成都办事处顾问。
喜欢音乐、写作，先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国职官管理史稿》，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官制度丛书》，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古代官员考课制度史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跨越式新发展理念丛书》（炼铁铸剑、拜将强兵、纳涓汇流、点石成金），由成都出版社出版《党史党建知识概要》《干部分类教育学》等10多部著作；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心理承受能力》《民国时期四川的禁烟运动》《耕读传家·忠义报国》等数十篇论文；主编并由方正出版社出版《巴山皓月·蜀水清风》（四川革命先辈先烈家风家训、四川历代先贤名人家风家训）；总纂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省志·人事志》《四川省人事志》。分别获得国家人事部、四川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奖，受邀参加全国学术会议以及各种研讨会。
编审/发布:陈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