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述工作室
前言
“许述工作室”聚焦“旅行+文史”，正式启动的第一个主题是“中国李庄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名门之后，既有诸多优秀品质值得后人学习，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值得回味。李庄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东面约20公里，我们前后去了十余次，对梁林故居比较熟悉，并对两人的生平特别是李庄时期的往事进行了详尽的走访和查阅。考虑以上诸因素，遂将“中国李庄之梁林故居”作为许述工作室正式“开工”的第一个主题。
本来，我们计划直奔主题“梁林故居”，并未打算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进行回顾。但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阅读了有关林徽因、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李庄等相关资料数百万字，觉得有必要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平进行全面展示。我们采用了以图带文的形式呈现，并以“第一人称”即林徽因的视角来展开叙述。
我一生多数时间都以“梁思成太太”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但自从我去世后，却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和议论的焦点。我在建筑学方面的学术能力和成就或许不如思成，但我也有许多让他欣赏的地方。思成与我是相知相爱一生的伴侣，他是这么看我的：
梁思成晚年评价林徽因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务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候很累，因为她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第245-346页）
很多人也许对我与思成、志摩、老金的感情生活更感兴趣，殊不知这恰恰违逆了我的意愿。我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当别人称呼我为“梁太太”时我心里其实比较抵触，更别提被现在某些人定格为某位著名男士的恋人。好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我是个“大女主”，女儿再冰对我的评价概括为两个字——“仗义”。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脾气大性子急，“直爽性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1932年1月1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的素描作业不行，竟脱口而出“怎么不像人画的”，（茹竟华、王其明：《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先生》）后来想想这话说得太直太伤人了，不应该。
我这人爱美，加上长得还凑合，学的又是美术专业审美也不赖，比较会穿搭，所以有的照片拍得不错。不过，我不是360度无死角美女，由于年龄、神态、拍摄角度等原因，有的照片也不怎么令人满意。我喜欢别人夸我漂亮，但并不喜欢别人夸我只有美貌——那是指没有内涵的花瓶。有一次，老金夸思成和我一个是“梁上君子”，一个是“林下美人”，一般人高兴还来不及，但我却不喜欢：“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24页）
这篇图传包含了330张图片和4万字，篇幅有些长，为了让读者诸君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故将其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我的前半生”（120张照片+1.7万字），讲述了27岁之前我的学生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时间上占我有限生命的一半多，故称“我的前半生”。梁启超先生挑选儿媳的标准十分严格，他是怎么看上我的？我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徐志摩的启蒙和影响为什么又拒绝了他的追求？我与男朋友思成刚到美国为什么连续几个月吵架？我一个女生，怎么会喜欢上建筑学的？
中——“我的花样年华”（167张照片+1.4万字），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心性的成熟，我步入了中年时期，时间虽短，却是我一生最光彩耀眼的时期。我喜欢北京的大House，大到有40多间房子，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太太的客厅”名满京城；比徐志摩还痴情的金岳霖趁思成不在向我表白，我怎样对待和处理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到底是写给谁的？我是如何结识一生的挚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的？多次外出考察古建筑，我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下——“我的艰难岁月”（43张照片+1万字），时间跨度从我33岁至51岁去世的晚年时期。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被迫离开北平，逃难到大西南，我在这里是否能维持北平时期那样优裕、闲适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是什么？我喜欢云南讨厌四川，为什么还要从昆明搬到李庄？我在李庄的五年几乎足不出户，是怎么过来的？回到北平做大手术前担心下不了手术台，我最想见的人是谁？女儿再冰不听话和我闹矛盾，我怎么办？人生最后几年我病得如此严重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
虽然这只是一篇公众号文章，却有着特殊的价值。一方面，与所有关于我的著作相比，本文收录了多达330张照片，其中不乏一些私人珍藏的珍贵照片。第二，和其他以图为主的公众号文章相比，本文又是内容最丰富有趣的。全文约4万字，大约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需要各位花费一点时间和耐心细细品读；如果您喜欢我，请一定不要错过，它会告诉您一些我不为人所熟知的轶事，也将为您全面展示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我。
三、我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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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数月的颠沛流离和数次的“死里逃生”后，1938年1月中旬，我们全家终于辗转来到了昆明。起初我们住在巡津街54号的寓所，这是思成委托云南大学教授王赣愚先生给找的，原是昆明前市长的一座沿河的西式宅院，名叫“芷园”，其中三间租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就被迫搬走了，起因是当年11月，房东收回了这三间房，将房子整租给了一个希腊商人改造为旅馆。
搬走之前，我和思成在这里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聚会，邀请了来自北方的客人达80多位。为什要大摆宴席请客呢？“因为梁家老太爷（梁启超）的名分，人家常抬举这对愚夫妇，所以我们是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我们笑脸的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就是感情良心均不得均衡！”（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1938年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43页）其实，我们并不宽裕，刚到昆明的第二个月，我为了挣房租，便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文课，每周6个小时，“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第443页）
之后，我们在昆明西山过渡了一段时间，又于1939年初搬回市区，住在巡津街9号，与清华大学汪姓教授夫妇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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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张照片是1936年摄于北平，实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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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因昆明城区总是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我们一家随史语所一起搬到郊区龙头村。当年秋天又搬到龙头村旁边的麦地村，住在一个没有尼姑的尼姑庵。后因房子太小住不下，又于1940年5月搬回龙头村并新修了自建房，我很喜欢这个不是租来而是自己建设的新家。现在，这里仍然保留了我们一家的故居，但当地的介绍并不准确——有个房间被标记为“书房”。我女儿当年在这里住过，她听说后感慨：“哪有什么书房，林徽因整日劳作洗衣做饭，哪儿来的时间读书。”（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451页）儿子也表示：“母亲抗战时代的生活，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她披散着头发，在厨房里挽起袖子洗衣服的样子。”（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641页）
从北平的精英分子和富家太太沦为西南边陲的普通家庭主妇，我在昆明街头提瓶子打油买醋的事情居然传到了万里之外的上海。作家李健吾知道后写道：“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敢那样勇敢，接受了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李健吾：《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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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朋友抱怨：“厨房，那是我主要的工作地”，“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刷，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呻吟着上床。”（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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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的小男孩是儿子从诫，他不小心将温度计打碎了，李庄镇又买不到温度计，以致于大半年时间里我都无法测量体温
我喜欢云南，在这里写下了诗歌《除夕看花》《茶铺》《小楼》和散文《彼此》等。我很喜欢昆明郊区龙头村的自建房，但只在这里住了半年。1940年12月13日，我们举家搬迁至四川省宜宾县李庄镇，原因有二：
一则由于工作。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室外实地考察古建筑，二是室内研究文献，这两项工作都离不开参考书。在北平时，北平图书馆等可以提供大量参考书。但到大西南后，虽然昆明有西南联大等西迁的高校，但大学的图书馆没多少图书，形同虚设，只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的图书最为丰富，是营造学社开展工作必须依赖的机构。因此，史语所到哪里，营造学社一般也跟着去。之前，史语所为了避免自己的珍贵文物（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和图书被日军轰炸，从昆明城里搬到郊区，营造学社也跟着搬到郊区。再后来，郊区遭到日军轰炸，史语所决定和同济大学一起搬到“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李庄，营造学社为了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也随同迁去。
二则出于生存。当时，西南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昆明是国际战略支援物资的中转站，大量援华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到昆明再分发。日军发现后，将昆明作为轰炸的重点目标。女儿再冰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炸弹落下时全家都仰面躺在树下，对突如其来的轰炸没有准备，最后又匆忙回到房中趴到床下。”（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425页）儿子从诫也说：“一家人再一次经历惊心动魄，上空敌机俯冲，爹爹将姐姐和我死死按在地上，只见日军飞机从村头飞过，低到几乎擦着树梢，声音震耳欲聋，连座舱里日本飞行员的风镜都看得十分真切。我们虽然年纪尚幼，但已强烈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453-454页）从北平南迁途中，我们一家曾在长沙火车站旁边的旅馆中遭遇日军投弹袭击，险些丧命，心有余悸。没想到昆明这个大后方也成了前线，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没有轰炸的价值，日军飞机便不会来投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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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川很落后，李庄更是一个偏僻的小镇，我的病得不到检查和治疗，只能硬扛。几个月下来，我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形销骨立，失去了美貌和精气神，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病人。
我刚搬到李庄病重的几个月，思成不在身边。全家打算一起从昆明出发时，他的脚趾不巧感染了破伤风，如果不留下来及时治疗，可能连腿也保不住。然而，史语所等机构马上就要奔赴李庄，营造学社只能随行以便蹭车辆，遂由我和刘敦桢带队先行前往李庄。后来，思成又到重庆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筹款，加上为了替我战死的弟弟林恒（1941年3月14日战死）处理后事，在成都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没能及时赶到李庄照顾病重中的我。
1941年4月，思成在时隔5个月之后才来到李庄与我团聚。他在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写道：“此期间，徽因的身子却被拖垮了，她肺病复发，至今已经三月有余，一直卧床不起。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梁思成194年5月5日给费正清、费慰梅的信）在李庄这5年中，我因无药治疗而拖垮了身子，导致人生的最后十年几乎都在病榻上度过，51岁英年早逝。为此，思成后悔莫及。很多人因此责怪思成，其实这不能怪他，离开北平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也从未后悔。
1941年7月9日，我和思成的老朋友金岳霖利用暑假的机会，专程从昆明到李庄看望我和思成，并住了一段时间。老金很喜欢漂亮的公鸡，后者甚至可以上桌和他一起吃饭。他离开李庄前，给我们留下了一群可爱的小鸡。
不过，老金也受不了李庄的天气，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写道：“变化无常的天气让人难以应对，每次理发都会感冒。中午和午夜的温差巨大，晴天和雨天的温差更是惊人。一天到晚总是忙着穿衣脱衣，不是沮丧于刚刚得病，就是庆幸自己又一次摆脱了感冒……很显然，这里实在不是一个能让徽因恢复健康的地方。”（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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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1月中旬到1940年11月底，我们一家在云南昆明住了不到3年，期间搬了三四次家，而自从1940年冬搬到李庄后，我们在这个院子里一住就是5年多，直到1946年夏才离开，期间一直未曾搬过家。
儿子从诫曾问我：“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我很无奈：“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梁从诫：《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见《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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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李庄时身体还行，曾从山下的住所月亮田出发，坐滑竿爬了550个台阶，前往山上的板栗凹史语所驻地看望思成的弟弟思永和其他朋友。但我回来不久便病了，不停冒汗，床头最多时挂了七八块擦汗用的毛巾。
由于病情反复发作，有时甚至相当严重，以至于在1945年初，上海一度传闻我因病在重庆的一家小旅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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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我离开李庄到了重庆，并在费慰梅的帮助下联系名医接受了彻底检查。医生表示，结核菌可能已经从肺叶扩散到肾脏，我最多只能活5年。傅斯年在家信中写道：“林徽因的病，实在没法了……我看，不过一二年而已。”（傅斯年1946年3月5日给夫人俞大䌽的信）
当然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医生的这个结论，只有两个人知道——费慰梅和思成。我不喜欢李庄的天气，也不喜欢重庆的天气，便于1946年2月再次来到昆明，先后住在好友张奚若家和唐家花园，后者是费慰梅为了让我养病特地租的一栋花园别墅。
我的肺病十分严重，也不太适应昆明的高原气候，半年后便又返回重庆，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最后于1946年7月31日乘飞机返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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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好友张奚若之女张文英，并在照片背面写道：“又回到昆明的春天里的一个实证”，落款“梁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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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回北平不久，受邀去美国访学，回国时给我带了一些新奇的礼物，比如分层捕鼠器、自动煎蛋器、带放大镜的遥控折叠写字桌、磁带录音机等。不过我并不太“领情”，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吐槽：“大多数现代人都会对这些美国创新电子产品大感兴趣，特别是通过梁教授的展示和点评，这些玩意儿听上去会变得更加有趣……只可惜我看得快要哭了！我们这些平凡的女人更希望得到外套和一些服装面料，我和再冰此刻都还穿着我们的旧外套，我穿的是十六年前的，女儿再冰穿的是我用其他人的旧衣服改制的，加上我的一块旧毛皮。”其实思成也给我买了一件冬季外套，但太大了不太合身，“我若是钻进去了，一定会消失在其中，就像一只小老鼠不小心钻进了别人温暖的羊毛鞋里……”（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1947年11月10日）正应了那句话，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鞋柜里永远少一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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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手术之前，我情绪低落，担心自己上了手术台下不来。女儿再冰不忍看到我这种状态，决定带我“逃离”医院，感受一下医院之外的活力，和她的几个北大同学陪我一同去了颐和园。颐和园是我很喜欢去的地方，之前去过多次。我担心这次手术可能失败，于是手术前抓紧时间连续发表了20多首诗歌，其中一首直奔主题——《死是安慰》。
1945年底在重庆，医生断言我最多只能活5年，而我是1955年去世的。也就是说，1947年这次手术为我又延寿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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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儿向我们表达要参加解放军四野部队南下工作团时，我和思成十分震惊，坚决不同意，双方吵得很厉害。最后我们之间达成了“妥协”：同意女儿去，但只能去一年，然后回北大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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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女儿即将离开北平南下武汉，我舍不得，来到南下工作团探望，没想到反而让女儿尴尬了。在这些年轻的女兵中，很少有母亲专程去送行，有女兵开玩笑，说女儿是“离不开娘的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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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对病人的我很体贴和照顾，在我住处老远就树了一块牌子，提醒路人：这里住着一位病人，需要静养，请勿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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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病入膏肓，但还在玩命工作，透支身体。1950年6月底，女儿再冰从武汉新华社调回北京新华总社工作，第一时间回家看望父母，还想着我思成一定会非常惊喜和激动。不料，她一进门，发现家里成了设计国徽的工作坊，她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已经被设计国徽的工作取代。在此之前，我还不断写信一个劲儿催女儿回北京，说想得不行。当她马不停蹄赶回家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一时间产生了心理落差：“对妈妈来说，怎么就像我只是上街买了一躺东西似的。我感觉那时候的妈妈已经完全忘记她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她周围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当病人看待，她与爹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国徽的设计中了。”（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第227页）
照片上，我似乎比思成健康一些，但事实恰恰相反。有目击者这样描述我：“我每次去梁家都看到屋子里铺天盖地摆满图纸。林徽因半卧在床上，伏在一个特制的能在床上用的小桌上画图，累了就往后一躺。她见到我，总是对自己的狼狈状态说几句自嘲的话。这种情景我见到过三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她是为了景泰蓝的存亡而奋斗，第三次也是她最后一次拼搏，是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花纹。”（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第273页）
我之所以病得这么严重还拼命工作，主要是出于一种情怀——“士为知己者死”。新政权给了我们机会参与具有重大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实际工作，邀请我们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我们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新政府还给了我不少头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政府委员……
当时北京市政建设模仿苏联，要拆除北京的古建筑（如城墙和城楼等）。对此，我坚决反对，曾撂下一句话：“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费慰梅：《林徽因和梁思成》，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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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由我与思成共同主持、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的国徽图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这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合影，大家手里拿着的是九易其稿的国徽版本；前排左一为罗哲文
摄于1950年
有人可能会问：我和思成主持设计了国徽，这张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两人？
因为我们双双病倒了。尽管这张照片是在我们住宅前拍的，但我们未能参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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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系有速写课，其中就有画真人裸体，这也是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内容之一。但在1950年代的中国，面对裸体模特画画是很难被接受的事情，结果有3位女学生听说后“逃课”了。为此，我专程去开导她们：“为了艺术魅力提高表现力，应当上这堂速写课。”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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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营建系（现在的建筑学院）第一届学生不多，只有15人，其中还有人打退堂鼓，最终只有7人毕业。拍毕业照时，刚好思成外出了，于是7名毕业生围着我照了一张相。2000年，这7个学生为了庆贺毕业50周年，专门回到学校聚会，按照当年的位置又拍了一张照片。只是我已经去世多年，于是女儿再冰代站在C位拍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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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我因病容貌衰老，特意在床头摆放了一张自己在1920年代的照片怀旧。我顾影自怜道：“看啊，这就是当年的林徽因。”（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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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会代表人数达700多人，其实以我的创作能力和文学成就，本该入选，但由于我以往的文学作品与新中国的文学主题格格不入，因而并未被邀请。直到四年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才得以受邀参会，身份也并非是“作家”，而是“工艺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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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1日凌晨6时20分，我在北京同仁医院与世长辞。去世前几天，我深知自己快不行了，不愿再拖累家人，于是拒绝服药。
去世前，思成在病床前边哭边喃语：“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和林徽因》，第241页）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思成对我的“称呼”有些特别——“徽”，是中间那个字，这其实是西式的称呼。我的英文名字是Phyllis Whei Yin Lin，Whei是我的昵称，专门用于与外国亲密友人的交往。
墓碑上的汉白玉花圈刻样其来有自：1953年，我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过雕刻装饰，并照此用汉白玉刻样；我去世后，思成设计墓碑时把这块汉白玉刻样嵌在我的墓碑上。我曾与思成约定，谁死在后面，谁就要为死在前面的人设计墓碑。而“建筑师林徽因之墓”8个字，则由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莫宗江书写。
后来，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墓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砸毁，但女儿再冰就是靠这块汉白玉刻样，仍能找到我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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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送来挽联，其中一幅挽联最为醒目——“一身诗意千寻幕，万古人间四月天”，挽联作者是我的老朋友金岳霖和邓以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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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清华大学只为思成立了铜像，没有我。直到2004年我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隆重召开纪念会。期间，吴良镛（清华大学营建系初创时，梁思成作为系主任在美国讲学，全系只有两个教师，一个是林徽因，另一个就是吴良镛）提议在建筑学院大厅梁思成塑像旁边并列安放我的塑像，他的提议得到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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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这就是我的一生：不长，但活出了质感；不烈，但活出了精彩；不平，但活出了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