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国（被我方战胜之国，指元朝）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皆大都人也。”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如是说（此说有误，白朴是河南人，关汉卿的籍贯有争议，多认为他是大都人）。
杂剧是元代文学冠冕，王国维先生称它“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初期以大都为中心。史籍中可考剧本343部，其中142部出自大都作家之手，超40%。整个元代，63位杂剧大家中，19位是大都人，即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杨显之、王仲文、石子章、纪君祥、秦简夫、庾天锡、费君祥、费唐臣、张国宾、李宽甫、梁进之、孙仲章、赵明道、李子中、李时中、花李郎。
此外，《青楼集》记110余杂剧名角，44人来自大都，亦排名第一。
元大都的杂剧这么火，如果穿越回去，能不能找到关汉卿呢？从史料看，他很可能出现在钟鼓楼（有学者认为今钟鼓楼就在元钟鼓楼地基上，也有学者认为往西平移了100多米）、斜街（今鼓楼西大街）、羊市街（今西四十字路口以西）、东岳庙（今存）、西镇国寺（今首都体育馆一带）等地。
元大都每年有盛大的“游皇城”活动，数万人参与，“首尾排列三十余里”，每到一个站点，会停下来演元杂剧，说不准也能碰上关汉卿。只是不必去皇宫了，元廷也演杂剧，但关汉卿混不进去。
元大都的戏剧人才这么多，可到元代中后期，杭州反压倒大都，成了新的杂剧中心。其中委曲，值得钩沉。
明万历刻本《古杂剧二十种》之《望江亭中秋切鲙旦》（关汉卿撰）
杂剧作家并非底层
杂剧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
游牧民族喜戏剧。拉施特在《史集》中记：“从汉地来了一些戏子，演出了一些奇怪的戏，其中有各族人的形象。在有一出戏中，他们拖出了一个胡须斑白、顶缠头巾、缚于马尾的老人。（窝阔台）问道：‘这是什么人？’他们答道：‘是敌人木速蛮，战士们就是这样，把他们从城中拉出去的。’他（窝阔台）命令停演……说道：‘没有一个汉人的大官拥有木速蛮俘虏……怎么还能以侮辱的形式来表演木速蛮呢？……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唐教坊司长官是正五品，宋太乐署令仅从七品，明教坊司长官降至正九品。元代教坊司最低时也是从五品，最高时达正三品。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飧。凡宴飧，必用女乐等助兴，因此教坊司乐人人数众多。”
马可·波罗称，忽必烈每次大宴后，“各种各样人物步入大殿。其中有一队喜剧演员和各种乐器演奏者，还有一班翻跟斗和变戏法的人，在陛下面前殷勤献技”。
明清普遍误认“元以曲取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元人未灭时，以此取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
其实元杂剧最盛时无科举，但元代杂剧作家们并非底层。据学者丁一钩沉，马致远是江浙省务提举，刘唐卿是皮货所提举，赵公辅是儒学提举，李子中、李文蔚、李宽甫是县尹，张寿卿是浙江省掾，赵天锡是镇江府判，顾仲清是清泉场司令……官不大，亦可生计无忧。
至于关汉卿，他是太医院尹，或是太医院户的误写，亦好于普通市民。
当演员有三条路
杂剧演员确属底层。学者焦玉洁在《元杂剧艺人研究》中钩沉，元杂剧演员分三途：
一是教坊艺人，隶乐籍，衣服上绣“官员祗候”字样。她们在身份上属奴婢，不可外嫁，孕后不可堕胎。应付皇家表演任务外，还要“唤官身”，即上级官员到某地，当地官员须设宴招待，教坊艺人“小唱”（清唱）作陪，且“承应伴宿”。
一是勾栏艺人，他们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多是家庭戏班，一般在12人以内，既登台表演，还要伴奏。
一是路歧人，无固定演出地点，也被称为“散乐”，有的走向农村，即“社火”。
所有杂剧演员的地位都等同于驱口（被俘的奴隶），女艺人被杀，按“杀人奴婢”量刑。赵孟頫将杂剧作家、杂剧演员分别对待：“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指没入门的业余爱好者）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
杂剧演员地位低，谁还肯干？可据马可·波罗记，“大都娼妓两万五千有余”。夏庭芝在《青楼集》中称：“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我朝混一以来，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音如斥，意为仅仅）亿万。”
据学者吴志坚在《元代的乐妓》钩沉，教坊艺人社会地位低，但很自由，“乐人户计，俱于随路云游”；且“诸乐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在日常生活中不受歧视。
元朝分封多且滥，地方势力兼并土地，致大量农民失地，成了游民，一些人进入城市，混迹演艺圈。
中国纪念邮票：关汉卿像
杂剧艺人挣得多
元大都商业繁荣，杂剧艺人空间大。
元《拘刷行院》散曲中称，喊旦角到酒楼清唱需“与你几贯青蚨头”（几贯钱），元散曲《庄家不识勾栏》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学者康相坤分析，一家勾栏设百座，每座百钱，一场10贯。每月10场，除去租金、税收，按一戏班10人算，约人均6贯，高于普通市民月入4贯的水平。
元朝最大勾栏“可容数千人”，且“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倒逼剧组与关汉卿等合作，不断推出新本。
元代勾栏还采取“对棚模式”，即两个或多个戏班唱对台戏，刺激票房。比宋代勾栏靠“开呵”挣钱，要成熟得多。据徐渭的《南词叙录》：“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开呵”频繁，观众厌倦。
至于教坊艺人，完成宫廷演出任务，可自由去勾栏挣钱。顺时秀本名郭顺卿，教坊中人，在勾栏暴得大名。元代张光弼写诗赞：“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元末陶宗仪也称：“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典出三国时马良，他有白眉，且在五兄弟中最有才华，后以此比喻同辈中杰出者）。”
据夏庭芝的《青楼集》，当时风靡大都剧坛的杂剧演员有：珠帘秀、顺时秀、南春宴、李心心、杨奈尔、于盼盼、于心心、吴女、燕雪梅、牛四姐、元寿之、周人爱、司燕奴、宋郭、班真真、天然秀、和当当、张鸾童、大都秀、孙秀秀、燕山秀、荆坚坚、曹娥秀……
女多男少，或用“秀”，或叠字。
关汉卿喜登台
据《青楼集》，大都名角中天然秀“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表演帝王、宫廷故事的杂剧），亦臻其妙”，国玉第“长于绿林杂剧”，玉莲儿“尤善文楸（意为棋盘）握槊之戏”，荆坚坚“工于花旦杂剧”……多在勾栏演出，以钟鼓楼、斜街和羊市街最著名。
据学者李真瑜钩沉，从钟鼓楼市到斜街，“率多歌台酒馆”（《析津志》），元代宋褧（音如炯）称“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夷犹（夷犹，意为迟疑）”，在这里，可“填入耆卿（即名词人柳永）谱，摹写风流。明日重来柳下，携酒教名讴”。当时“艺绝流辈，名重京师”的杂剧艺人张怡云就住在此，赵孟頫、高克恭等为其作画；文学家姚燧、阎复等“每于其家小酌”（《青楼集》）；中丞史彬亲临居处，词曲唱和；名臣卢挚、程钜夫等也作词相赠。
至于羊市街，附近有两胡同，一砖塔胡同，一西院勾栏。李真瑜称，元杂剧《张生煮海》中，作者李好古“幽了一默”，在词中写道：“你去兀那羊市角头（角头，意为那边儿），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当成包袱用，说明羊市街勾栏的知名度高。
关汉卿喜登台，最可能在勾栏。
元代东岳庙、西镇国寺也演剧。据《东岳人圣宫碑》：“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台以设乐。”另据《析津志》：“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教坊诸等乐人、社直（元代村社迎神赛会中轮直演杂戏的演员），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丽。”关汉卿可能也在其中。
“游皇城”热闹非凡
就算关汉卿在西镇国寺登台，也难找到他。作为每年二月初八举行的“金牌大佛游城”活动之一，现场人太多。据学者吴志坚在《“游皇城”事考》中钩沉，该活动大概流程是：
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音如余，意为共同抬）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奇珍无不凑集。
热闹至此，却只能算“游皇城之亚者也”。“游皇城”在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参与成员包括：
宣政院所辖宫寺，共360所，有4320名僧人，9360人抬佛像；
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共120队，每队设首领，亦称“社直”，“各呈杂剧”；
仪凤司和教坊司的诸色乐人，共计1024人；
仪仗、杂用人员，计“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
游城队伍首尾30里。“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倶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出游的大佛达360尊，意在“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队伍中设有乐音王队、寿星队、礼乐队，会在指定地点表演，此外还有说法队，可能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
“游皇城”的路线不固定，需穿越皇宫，并在宫中演杂剧，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事，关汉卿能参与其中吗？很可能没资格。据吴志坚考证，“金门大社”在史料中只出现过一次，不明何意。如果是基层组织“社”的放大版，则是一个以地缘为基础的组织，可关汉卿的籍贯有争议，应未加入其中。
世间再无关汉卿
元人朱右的《元史补遗》称关汉卿是解州（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人，解州是宋元杂剧发祥地之一。还有学者称关汉卿是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人，他葬在那里，同治十年（1871年）修堤，误将其墓碑铲平。
还有一种说法，称金元之交有两个关汉卿，一个是杨铁崖《宫词》中的“大金优谏关汉卿”，被赐名为硕德闾（似蒙语，意不详），但他肯定不是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不论籍贯在哪儿，都无法掩盖关汉卿与大都的血脉联系，他在大都写下多部名剧，是“玉京书会”的核心人物，该书会作为杂剧创作组织，前后达151人（也有学者认为，“玉京”是明人对北京的称呼，元代应无）。关汉卿笔下强烈的“英雄气”，即大都风格。
南宋亡国后，杂剧作家纷纷南下，关汉卿也去了扬州、杭州等地。学者丁一在《元杂剧市场中心转移及其原因》中指出：至元七年（1270年），商税仅三十分取一，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则大增，腹里地区（元中书省所辖地区，即元大都和周边地区）高于富庶的江南。
市场艰难，累及杂剧，名演员珠帘秀也去了杭州，嫁给一名道士。大都的杂剧名作家、名演员、名作品越来越少，经济更活跃的杭州成了杂剧中心。
朱元璋灭元后，采取严酷政策：“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元也曾禁毁杂剧，力度远不及此。清代董含惊叹：“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于桀、纣矣。”
世间再无关汉卿，后人只能在想象中，追寻他曾经的浪漫和潇洒。（责任编辑：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