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一经问世后，便会引起社会上不同文化群体的强烈讨论，有赞扬，也有贬低，荣誉加身的同时，非议也会如期而至。很多文学家剧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引起巨大反响后，受到牵连。
中世纪时的布鲁诺，便是因公开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当时的教廷烧死。在那个真理向宗教低头的年代，布鲁诺毅然决然地成为一名“万人都要将火熄灭，唯我一人将火把高高举起”的火炬手。
民国时期的鲁迅笔下的文字揭露太多的社会黑暗，遭到反动派的抓捕。古往今来，真理在强权面前，似乎一直在退避。
二战时期，著名演员兼导演的卓别林，也曾因言获罪。原因是他在电影中所展示的资本主义太过黑暗，从而遭到美国的驱逐，幸运的是，他受到了周总理邀他来中国的请求。
卓别林的成名之路
18世纪至19世纪时，欧洲上流社会彰显高雅的方式是看话剧，听音乐，享受艺术等，这和我们中国古时候“言必称孔孟”一样，都是显露自己志趣高雅的一个方面。
上流需要什么，群众就制造什么，正因如此，英国的戏剧行业格外热闹。戏剧的表演，需要抛头露面地站在舞台上供人取乐，所以形成了“戏剧受人欣赏，演员遭到鄙视”的局面。
彼时的英国，很多人不愿从事演员的行业，遭受嘲笑，面临奚落，忍气吞声成为演员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卓别林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位遭受鄙视的戏剧演员，不到十岁的小卓别林，子承父业地跟着父亲一起进入剧团，成为一名舞台剧演员。
进入剧团后，卓别林用天赋证明，他具有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潜质，这让父亲觉得，儿子以后兴许可以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卓别林用行动告诉父亲，他的未来不是“兴许”，而是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卓别林12岁时得到一个跑龙套的机会，在舞剧《灰姑娘》中扮演一只猫。活灵活现的表演和喵呜乱叫的怪声，把台下的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小卓别林的父亲很满意他刚刚的表现，毕竟观众用笑声和掌声宣布卓别林演技突出的事实，可儿子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父亲陷入深深地思考：
“我表演的是一只要被宰杀的猫，发出的怪叫是猫痛苦地哀嚎，可为什么，我叫得越难过，台下的观众笑得越开心呢？我不是在演悲剧吗？为什么会像喜剧一样把观众逗笑”？
沉默一会的父亲对儿子说：
“你刚刚的确是在演悲剧，笑声是对你演技的肯定，他们不是在为你鼓掌吗？无论喜剧还是悲剧，只要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你就是好演员”。
父亲似是而非的回答并没有解答儿子心中的疑惑，却让他坚定一个信念，那便是如何成为一个好演员，以及用自己的演技告诉观众自己演的不是喜剧，而是悲剧。
卓别林继续做着剧团的跑龙套，他演过动物，演过植物，也演过舞台剧中用来做背景的墙壁。参加演出的过程中，对于舞台的认识和演技的打磨，为他后来拍摄演艺之路和导演之路夯实了牢固的基础。
父亲用着仅有的知识，对儿子倾囊相授。可好景不长，父亲因为感染风寒，无药可医后离世。在卓别林与妈妈和哥哥的哭声中，他们用家中仅有的英镑为父亲选择一处不错的墓地。
父亲的离世，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可能父亲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演员，但在剧团中，卓别林借着父亲的光环得到很多帮助，得以在剧团中出演话剧。
现在父亲已故，小卓别林也因失去靠山，被人赶出剧团。此后的两年中，他做过很多行业：报童、粉刷匠、卖花童、理发店小工、医生小工等，但这些只是他的兼职，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一家印刷厂里工作。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梦想，在他吃饭时，睡觉时，都会在内心反复琢磨演技的技巧，报童和花童成为他另一个角色，粉刷匠与理发师也变成他另外一个身份。各种身份的随机切换，让卓别林的演技愈发熟练。
两年很快过去，卓别林的哥哥西德尼留学归来，面对着沧桑巨变的家庭，兄弟俩抱头痛哭。
西德尼对于弟弟现在的遭遇十分同情，哥哥鼓励卓别林坚持自己的兴趣，继续从事演员行业，家里的母亲不用他担心，自己会照顾的。
哥哥的支持和鼓励给了卓别林勇气，他向伦敦西区话剧团毛遂自荐，凭借扎实的舞台功底和惟妙惟肖的表演，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成功进入剧团。
在这里，卓别林见识到比之前更专业的演出技巧，剧团的前辈们对于这个孩子所表现出的演戏天赋也十分惊叹，推荐他参加剧团的巡回演出，在《侦探福尔摩斯》舞台剧中获得比利·佩吉的角色，尽管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如果和之前的打酱油相比，无疑要进步很多。
巡演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卓别林把一个个龙套角色演活了，现在的他终于明白父亲当年和他说过的话，无论喜剧还是悲剧，只要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就算是个好演员。
17岁时，卓别林在剧团中开始出演一些舞台剧中的主角人物，渐渐成为剧团中的招牌。1912年，他随着卡尔诺剧团来到美国，这个后来他生活四十年，却被驱逐的国家，
卓别林的美国梦
来到美国两年后，卓别林才渐渐站稳脚跟，这时的他显然成为为戏剧界的大咖，惟妙惟肖的角色演绎，让这个个头不高的，有着伦敦腔的英国绅士逐渐深入人心。
卓别林的每场演出都会爆满，成名后，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想法也越来越多。那时的剧院厅最多只能容纳200至500人，他认为舞台剧的受众范围比较有限，慢慢地，卓别林萌生出做电影导演的想法。
1914年，由卓别林自导自演的处女作《谋生之路》问世，这部只有15分钟的电影一经上映，犹如平地惊雷一般，炸响了美国的娱乐圈。电影刚发明时，因制作成本太高、画面拍摄难度大等劣势，一直处于半盈利半亏损的状态，可卓别林的电影扭转了这一局面，将亏损变成盈利。
他改变电影的创作手法，在黑白默片的基础上，加入大量夸张的错位拍摄和肢体语言，让观众产生一种看特效片的感受。
《谋生之路》的故事很简单，在电影中，卓别林饰演一名英国骗子，他跟在记者身后，不断偷记者的东西，先是钱包，再是衣服，后来是女朋友，最后偷走他的工作，取代记者的生活。
此外，他还加入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的理念，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什么叫做“无厘头”喜剧，搞笑的同时也不忘记讽刺西方世界虚伪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只要你足够无耻，足够利欲熏心，便可以一步步地偷走他人身边的一切，包括他本人。
《谋生之路》得到观众和影视界同仁的一致认可，接着这股势头，他又接连创作了《20分钟的爱》、《美宝的婚姻》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电影。
卓别林的电影风格极其辛辣，经常以资本主义的腐败作为讽刺的对象，以至于美国的资本家，一度认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对于这个指控，卓别林欣然接受，这也为他后来遭受驱逐埋下祸根。
1940年，奠定卓别林国际地位的电影诞生了，这部《大独裁者》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示出二战时期希特勒的暴虐无耻与昏庸无道。
彼时的世界格局正处于焦灼的二战时期，每个国家都笼罩在被法西斯侵略的危机中，《大独裁者》的上映，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美国当局政府立刻叫停这一疯狂举动，停止电影的公开上映，原因是那时的美国尊奉“绥靖政策”，坚决不出兵抵抗法西斯，对于席卷全球的二战充耳不闻，只自顾自地发展经济，后来的珍珠港事件也证明，他们的“绥靖政策”不是躲避战争的万金油。
《大独裁者》成为禁片，卓别林无法接受，他向法院提交诉讼，提出自己的作品符合《独立宣言》中所提到的“公民享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大法院很快便审判这个案子，庭审结束，卓别林毫无悬念的胜诉，获得电影公开上映的授权。这也进一步导致卓别林和美国上流社会之间的矛盾。
据说当时的德国首脑，希特勒本人曾独自看了两遍《大独裁者》，出乎意料的是，电影中对于他的讽刺，没有引起这位纳粹头子的愤怒，而是让他沉默了，沉默的原因，人们不得而知。
希特勒的沉默不代表美国市场的寂然，一时间，《大独裁者》好评如潮，声名鹊起的背后，卓别林逐渐被娱乐圈孤立起来。除政府对他有怨言外，同行对他的敢拍、敢演也有不小的怒气。
卓别林对此难以接受，一直以来，他都以极高的演员标准要求自己，也在努力将自己的演技塑造得完美。
他不想通过电影来统治任何人或征服任何人，只是想帮助那些遭受战火的犹太人、非犹太人、黑人、白人等任何一个遭受战争迫害的人。卓别林认为人类应该互相帮助，每个人都想要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悲惨的世界。
可无论卓别林如何解释，都无法阻止他被拥有自由灯塔之称的美国抛弃。1952年9月17日，卓别林受邀，前去英国伦敦参加自己新创作电影《舞台生涯》的首映典礼，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轮船缓缓地驶过大西洋，朝着英国伦敦出发，当驶离美国所管辖范围，到达伦敦后，他从报纸上得知自己已被美国司法部取消入境签证的公告。
这等于是宣布卓别林被美国驱除出境，卓别林很吃惊，却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大独裁者》上映后所产生的诊断，早已令他看穿美国自由主义的虚伪。
失去国籍的卓别林，不愿意再生活在虚伪民主的旗帜下。于是他举家搬到瑞士的一个小镇上定居，他的美国梦支离破碎，可碎了一地的梦想，没有让他自暴自弃，而是让他淡泊名利起来。
放弃争名逐利的卓别林，过起安享晚年的隐居生活。他不知道的是，两年以后与我国周总理的偶然相聚，会再一次让他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周总理与卓别林
1954年，联合国五常决定在瑞典日内瓦举行一次二战后世界格局的讨论会议，作为五常之一的中国自然在参加之列。
会议中，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正是这五项原则，让我国的形象，成为世界上成为爱好和平的大国。
爱好和平的周总理，得知世界级的电影大师卓别林因遭受美国迫害而在此隐居时，萌生了邀请他去中国定居的想法。
战后的重新洗牌，让美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接见卓别林，等于是在和美国唱反调。与周总理同行的助理，极力反对这一提议，表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邀请卓别林去中国。
周总理对于助理的反对没有感到担忧，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和好客的国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道理是刻在史书上的，怎么可能因为某人的不满意，就放弃自己的处事原则呢？
在一番书信往来中，卓别林受邀出席了晚宴。本就精通六国语言的周总理，和卓别林的交谈根本不需要翻译，两人在此之前素未谋面，交谈起来犹如“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一般亲密。
周总理和卓别林聊起当前世界格局的问题，相同的共产主义理念使他们聊得十分投机。卓别林对于周总理的热情，回报以最高的敬意，这位演艺界的大师不无感慨地对周总理说：
“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也没有加入过贵党，可我的心里始终是支持着你们所做的一切，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那些剥削压迫人民的资本家，我发自内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可以过上好日子”。
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使得两人的距离因共同的革命理念而再次拉近。席间，卓别林对于中国的烤鸭和茅台酒赞不绝口，周总理见他如此喜欢，便十分大方地赠送他两片茅台和三只烤鸭，并邀请他和去中国做客，因为中国好吃的好喝的可不仅仅只有这两样。
对于茅台和烤鸭，卓别林欣然接受，去中国的邀请则被他婉言谢绝，他向周总理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去，而是自己年事已高，不想再颠簸的去异国他乡。
周总理当然知道卓别林的难言之隐，于是便岔开话题继续聊起烤鸭和茅台。当聊到烤鸭时，兴奋的卓别林为周总理表演了一幕经典的鸭子步法，这一举动将在场的所有人逗得哈哈大笑。
宴会散去，周总理踏上回国的旅途，卓别林也继续做起一名安享晚年的老人，但他们都不会忘记那场持续七个小时，且相谈甚欢的晚宴。
在反对独裁爱好和平的道路上，卓别林并不孤单，因为同样爱好和平的周总理，永远是他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