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网上看到了贵州43斤女大学生吴花燕病逝的新闻。43斤啊，显然和早年营养不良有极大的关系，在2020年的今天，依然不乏这样的悲惨故事。她的成长背景是这样的：4岁时母亲去世,18岁时父亲去世,只剩她和弟弟相依为命。

这令我想起十年前在云南曾见过的一对姐弟。

那时我到大理出差，在客户的企业里认识了杰。杰当时32岁，已先后资助过100多名孤儿读书，而他不过是一名普通工人，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我曾去过杰的住处，是一间平房，老旧的公司宿舍，大约15平米。屋内称得上值钱的东西也就是1台电视、1台电脑、1张沙发、1张床——他告诉我，某个晚上，这个房间曾住过21个孩子。

除了他自己微薄的收入，杰获得了两股爱心力量的支持：

一是公司同事。杰的许多同事都曾捐款捐物，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离开云南后还每月寄钱给其中一个孩子。杰说他的摩托车、电脑、电视等，都是和工友们打牌赢来的。我想，除了他牌技好，大概更多还是朋友们故意相让吧。

二是网上旅友的支持。他喜欢骑摩托车旅游，去过云贵川藏的很多地方，在一些旅游网站小有名气，各地的旅友们也对他的助学活动进行了支持。

我认识杰时，他正是一对孤儿姐弟的监护人。这对姐弟来自大理洱源县的贫困山区，白族。五年前，他们的父亲在上海打工时意外身亡，母亲绝望之下在大年三十自杀，只留下这一双儿女，那时姐姐12岁，弟弟8岁。

我曾请他们一起吃饭，小姑娘17岁了，读高一，大概是营养不良，身高似乎只有1米5。她大部分时间是沉静的，杰说她喜欢思考、喜欢写作，内心很有想法，但有很强的负面情绪，认为世界很不公平。

她和杰在饭桌上聊要努力改变这个社会：杰说自己不会想那么多、那么大，对社会大环境他无能为力、改变不了就不去想了；小姑娘则有些激烈的说，正是因为很多成年人都像他这样消极接受、这样无所作为，所以整个社会才越来越败坏。

我有些惊讶，劝她：很多人20岁的时候都曾有经天纬地的大抱负、甚至短暂地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30岁时大部分人就会放弃这种狂妄的想法，到40岁时又会有一批人放弃这种妄想，过着自己平凡的日子。真正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只有极少数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人。我们对你的期望不是以后有多大作为，而是只要你能健康快乐，能开心的工作生活就很好。

小姑娘只是安静地听着，不说话。

我又想起那时在云南曾遇到的另一个姑娘：18岁，曲靖人，在天津读大二，往返云南天津都是乘坐飞机。她性格开朗大方、穿着时尚得体，典型的新一代阳光青年。——这个曲靖姑娘和大理姑娘，两个女孩年龄相差只有一岁，成长之路却有天壤之别！

南朝范缜曾与陵王萧子良辩论：“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

这是人生中无可奈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