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80后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他便是詹姆斯·戴维·万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最近，他被共和党提名为下一届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考虑到目前共和民主两党的攻守之势，万斯大概率将登顶副王座。
相比作为政客、风险投资家，万斯之前更广为大众所熟知的身份是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又译“绝望者之歌”）的作者。该书讲述了万斯这个来自美国铁锈带贫困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如何从周遭充斥着暴力、酗酒和药物滥用的生活泥淖中挣扎出来，参军、上大学、进耶鲁，一步步改变命运的经历，堪称现代版的“美国梦”。
2020年，奈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没时间看书的朋友可以抽出两个小时看看电影，它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底层工人阶级的处境与心态，以及由此引起的一连串反应，包括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美国的事情毕竟太过遥远，人们更关心身边的事情、眼前的生活。但其实，类似的遭遇我们自己也曾亲历过。
这两年，“鹤岗化”这个词很火。前不久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只有长三角避免了‘鹤岗化’？”文章发出后，有人留言表达了不同看法，觉得鹤岗化是大势所趋，各地只是早晚的差别。
对于这一预测，我无从判断其对错，但他的提醒倒是让我想起，仅仅30年前，江浙沪的工人阶级、城市平民确曾经历过一波时代车轮的碾压。
这场名为“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不仅冲毁了东北，冲垮了三线，也冲击到了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如今在互联网上被作为幸运儿代名词的“江浙沪独生子/女”，在其童年时代，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差点掉进“鹤岗化”的泥淖，唱响“绝望者之歌”。
这也是我作为万斯的同龄人，在观看《乡下人的悲歌》时特别有代入感的原因。片中的很多场景、人物、桥段，都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忍不住一吐为快。
和现如今以小区房价为线将人三六九等区隔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不同，1990年代旧城大改造前的中国城市，虽说街区拥挤、建筑破败、住房紧张，但也意外造成了不同人群间的彼此混居。
一条弄堂里往往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
比如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老街，既诞生过陈省身这样的世界级数学大师，走出了上海某区的区长，也曾隐匿过重庆渣滓洞的刽子手，至于旧时代的娼妓、乡下首富的小妾、国营单位的职员、刑满释放的盲流、个体户、大学生等就更多了，弄堂口、天井里每天都在上演现实版“72家房客”的故事。
当然也有特例，那就是各种工厂的家属新村，那里面的住户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同样的家庭背景，就读同样的子弟学校，甚至吃晚饭时间都像约好了似的统一在下午4点半到5点，白班工人下班的半小时后。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典型的工厂子弟。自1960年代外公外婆从杭州调工作到嘉兴，一家子、两代人、几十年的人生都围绕在民丰造纸厂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
作为本地“五大厂”之首的大型国营工厂，民丰有自己的医院，从托儿所、幼儿园直至高中的完整学校体系，4大片区几十栋的职工住宅。在那个大多数城里人还住在两层砖木老楼的年代，大厂家属区的五层水泥楼房曾令许多人艳羡不已。
这种工人阶级的优越感甚至还体现在口音上。和今天陆家嘴的金融白领喜欢说话时夹带几个英文词汇类似，那个年代的大厂，因为工人来自天南海北，口音也多少异于本地方言。比如民丰人讲话时就总会掺杂着一些上海腔，这也成为他们区别于嘉兴城里人的地方。
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域场景中切换着度过的，所以有幸与城市平民、工厂子弟都打过交道。当然大部分的时间里，我是生活在老城的街巷里弄中。
和《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小时候一样，顽劣，几乎是我们那一片小孩共同的特征。除了不抽烟不碰叶子，骂人、打架、翻墙、爬树，给邻居家养的鸡喂皮筋，向别人晒的煤球泼水，几乎“无恶不作”。
当时，电视里正在热播《绝代双骄》，于是我们中间最为顽劣的四个人便被邻里街坊扣了个“四大恶人”的称号。但如何治服我们这几个“恶人”，大人们却犯了难。
事实上，我们的父辈，那些当时自己也正在经受下岗潮冲击的无助的上班族，虽然心里明白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却往往显得言行不一。一边自己叼着烟卷搓着麻将，一边呵斥我们不要出去瞎玩，好好读书。
这样的言传身教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说的次数多了，烦了，躁了，最后就只剩下拿扫把或者鞋底，一顿暴打。这种无论东西、不分中美几乎一致的工人阶级式的粗暴做法，混杂着中国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是大多数80后平民子弟都曾经历过的人生第一课。只是有些人忍受住了，有些人学乖了，而有些人则变得更叛逆了。
按照我的天性，原本大概率会沦为第三种人。好在我的父亲，一个万斯外婆式的“红脖子”，两次及时出手，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
父亲做的第一件正确的事，是把我送进本地最好的小学。
在托儿所、幼儿园阶段，我上的是母亲单位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不出意外，幼儿园毕业后我将入读工厂附属的小学。我的同学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升学路径。
但当时年幼的我，不知哪来的想法，非要去读本市最好的实验小学。其实我家并不在实验小学的学区范围内，但就因我的一句童言无忌，父亲拍了板，姑父走了关系，大伯掏了一千块钱，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最终还真把我送进了实验小学。
尤其是那一千块赞助费，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94年的一千块，当时大部分人的月薪才三四百，8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是那样的遥不可及。那时候的家长虽然也重视子女教育，但远没有现在那么卷，愿意掏出一千元来择校的并不多。后来我中考失利，父亲又拿出他企业破产、买断工龄的两万元，再次给我择校。
上大学时，读到出身中产家庭的比尔·盖茨被母亲送入顶级私校的故事，不禁暗自感谢我的父母。虽然他们的两笔教育投资并没有收获如盖茨般的巨大回报，但他们的努力确实把我一步步带离了原先的群体。这其中，父亲在我三年级时做的另一件事，影响尤为深远。
在此之前，我虽然上了名校，但周遭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变。每天放学后，还是和其他几大“恶人”厮混在一起。学习成绩自然可想而知。放寒暑假时，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别的同学每天都能写上满满一页纸，而我为了赶着出门玩耍，常常只草草地记上一句话：今天在家和某某、某某、某某拍洋片、过家家、玩奥特曼……
站在小孩子的角度，这样的日子确实过得无忧无虑、乐趣非凡。但看在父亲眼里，如果任由我这样下去，那么大概率人就废了。于是在我即将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忍无可忍的父亲就像从母亲处夺走万斯的外婆一样，不管不顾地把我带离了弄堂，送去了三姑家，由我那当老师的表姐进行看管。之后每年的寒暑假，皆是这样。就此终结了我混沌的童年。
至今我仍记得刚去表姐家时的种种不适——每天几点起床，几点课外阅读，几点背英语，几点画画，几点写作文，都被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当，甚至就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一刻钟以内。
而表姐的严厉，更是一度成为我的童年阴影。难过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些还在老家无忧无虑成天瞎玩的小伙伴，感觉自己就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渴望自由。
直到有一天，以前从不看书的我突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而对漫无目的地疯玩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