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大臣和平民都是什么态度？

大顺李自成和大清多尔衮进入北京，都在1644年，这一年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的灭亡之年，也是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

两方势力先后进入北京，当时的大臣到平民各阶层，对他们都是什么态度呢？

首先，平民对李自成夹道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大臣十有八九投降。

在北京的明朝官员，只有20多个人自尽，谈迁《国榷》记载了大臣们的状况：

“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南明东林大臣史可法也承认了这个事实：

“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封建社会的观念可能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和对女人要求贞节观一样，古代对臣子的要求是忠孝观，在家孝父母，在外忠天子。

如果天子由于外敌死了，被推翻了，那么臣子也只能殉节，这样才会被认为是有节气的，就是所谓的“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主子忧心，是臣子的责任和耻辱，因为臣子没能做好分忧之责；主子受到侮辱，臣子就应该去死，要用生命维护好主子的尊严。

但是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学的兴起，从先秦萌芽的人本思想，进一步发展，所以大臣们并不是那么执拗，食古不化，冥顽不灵，也没有那么忠贞，这从当时的思想家猛烈抨击帝制就可见一斑了。

而且，明朝大臣对大顺的投降，比起降清要更利落、更直接，并且对大顺一统天下抱有期待。

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顺的大部分文臣武将都是汉人，对明朝大臣没有太多隔阂，清朝就要有隔阂太多了。

比如崇祯的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的时候，就对大顺的人说，你们怎么样用我都行，不要关押我。

还有名士龚鼎孳，此人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的丈夫，1645年降清后，阉党的冯铨说他投降过大顺，多尔衮问是否属实？龚鼎孳反问说，何人不曾降顺？

可见当时在北京的官员，普遍投降了大顺，军阀刘泽清写给吴三桂的信更证明了这一点：

“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可惜的是李自成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因为李自成和大顺的人缺乏战略眼光，对清朝不够重视，不会拉拢士绅，一直对士绅追赃摧饷，从而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等明朝军阀士绅，大批地倒向了清廷，这是李自成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

也就是说当时的关键任务是统一战线，而不是继续内斗，因为那时的主要矛盾是关内和关外，不管吴三桂降不降清，多尔衮的主力都已经挺进来了，最高明的策略是放下一切成见，团结一切阶层御敌，那时有这种大局观的有识之士还是不少的，可惜他们都无法参与决策。

其次，明朝大臣和平民对清军都不太欢迎，但多尔衮招降用人的手段，超出李自成太多。

山海关战役之中，清军势不可挡，李自成大败，回到北京杀了吴三桂全家，他三月进入北京，还没坐多久就仓惶西逃，五月，多尔衮入主北京，北京在1644年两度易手。

平民诚惶诚恐，对明朝大臣来说，投降外族清朝的耻辱感，显然要大于本族的大顺，于是很多大臣纷纷出逃南下，衣冠南渡，杨士聪的信这样写道：

“弟联䑸南来缙绅不下百余人。”

《甲申核真略》：

“昨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

可见明朝大臣们先后有好几批逃跑，和对顺朝有明显的不同，对此，多尔衮的手段非常高明，并不是说他本人多么绝顶聪明，而是清朝初期很会用人，此时多尔衮身边就有范文程和洪承畴两个汉臣，他们对汉人最熟悉不过了，因此这些手段大多数是汉臣给清朝支的招。

第一招是尊敬崇祯，打出为大明报仇的旗号，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把握公理和道德。

《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进北京后第三天就下令：

“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

第二招是对官员的录用抛出成见。

“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对比朱元璋，李自成不会识人用人，也不懂得礼贤下士，多尔衮的这一招，不仅胜过了李自成，也胜过了南明。

因为南明东林和阉党的成见，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互不相容，明朝党争从万历国本之争开始就如火如荼，除非都死绝或者外敌，不然他们的内斗不可能消除。

清朝的抛弃成见，让大批的明朝官员又重新归顺了上去，比如被打成阉党的冯铨，多尔衮直接给了他内院大学士，冯铨受宠若惊，一心报效。

投降过大顺的陈名夏，跑回南明被迫害，回到清朝，又被一步步提拔，坐到了大学士，不管是南明还是大顺，都在相互迫害自己和内耗，就完全给了清朝可乘之机，让清朝越来越凝聚人心，使得能文能武的人才越来越多。

多尔衮的手段是，不管是明朝的、大顺的、南明的，只要是人才、有名望才学的、能打仗的，全部都用，因此明朝大臣对清朝的态度也就改观了。

李自成的大顺，是从始至终没有对农民收过赋税的，进京前抢藩王和士绅，进京后继续抢士绅，导致无人支持，除了他的队伍。

而清朝规定不会继续抢士绅的钱财，这是明朝大臣最终降清的根本原因。

士绅是很重要的，他们有家丁、仆人、佃农、土地和钱财，他们有庞大的关系网，包括和商人有关系，同理，他们集体的倒向，也有着决定朝廷命运的力量，李自成始终不明白这一点。

当然，清朝的稳定统治，还经历了更漫长的时间，因为剃发令是很多人反抗的。

最后，可能让人有疑问的是，朱元璋对士绅，比李自成更狠啊，为什么朱元璋还成功了？李自成偏偏失败了？

其实这个答案是很好回答的，朱元璋大开杀戒，是在坐稳皇帝之后，全国的统治都稳定了，杀光了士绅，对他的统治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他的兵力和人，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了。

不是说李自成不能杀士绅，而是杀的时机不对，李自成进京时，对河南、山西、山东的统治都非常薄弱，大顺上任的人都是初来乍到，完全没有深入和根基。

而且朱元璋在称帝前，也不像李自成这样对同一个阶层追赃，拿出永不放过的气势，朱元璋是很会用谋士和武将的，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李自成差朱元璋太多，功亏一篑了。

李自成在坐稳之后，再拿士绅开刀，就没有问题，他搜刮来的藩王的钱财，拿来当军饷也完全够用。

所以，清朝的成功，实际上是“以汉人对汉人”这一招用对了，大顺的失败在鼠目寸光，南明的失败，在于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