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德年间，北中国的动荡局势逐渐成为历史的焦点。刘六、刘七兄弟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他们从百姓口中所谓的英雄，最终却变成了人人痛恨的恶徒。这对兄弟引发的民变，掀起了长达近三年的混乱，以至于“流里流气”这一形容词至今还带有深深的负面色彩。
追溯刘六、刘七的早期生涯，他们生活在直隶南部地带。那时，这片土地饱受天灾人祸的摧残。正德元年，直隶南部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旱灾，以至于武宗下诏免除了保定、河间、永平三府的赋税。然而，这次赦免未能改变农民的困境。正德四年，直隶南部再遭水灾，官方第二次免税，但农民的生活依旧艰难。由于官员贪污腐败，这些救济并未真正落实到百姓手上。
自然灾害频发的同时，朝廷实行的皇庄和马政制度更是雪上加霜。明代皇庄是皇帝的私人农庄，由太监管理，太监们横行无忌，欺压百姓，掠夺民田。与此同时，马政制度对北方百姓的负担也极其沉重。朝廷将马养任务派给百姓，百姓不仅要提供草料，还要承担马匹病死的责任。贪婪的官僚们不断剥削，使人民苦不堪言，也为刘六、刘七未来的暴动埋下了火种。
于是，刘六、刘七趁乱登场。刘六、刘七两兄弟，原本是保定地区的普通农民，因生活极其困苦，不得不转变成马匪。正德四年，他们和其他落草为寇的人马纠集在一起，成为河北冀南地区臭名昭著的强盗团伙。起初，他们还曾协助官军剿匪，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自身反而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匪患。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正德五年十月，刘六、刘七与官府彻底决裂，开始大肆掠夺。因饱受“马政”之苦，众多百姓携官马投奔他们，这也使得刘六拥有了骑兵部队，四处掠夺，朝廷几次下令京师戒严。正德六年，刘六率部进入山东，快速扩展势力，短短数月内，便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他们炸毁运河，击毙大户，搅乱地方两倍，所过之处无不血流成河。农民的困境和他们的暴行，使局势愈发严峻复杂。
一名名叫齐彦名的响马巨寇被官府抓获时，刘六、刘七率众试图营救，首次公开攻打县城。尽管失败，他们却愈加猖獗。固守京都的官兵屡次被他们突破，弘治期间留下的疲敝官僚系统无法有效应对这场持续的暴乱。刘六、刘七的行军路线不断变化，从直隶到山东，再从山东到南直隶，每到一地便劫掠一空。当地的百姓因无粮可食，只能跟随贼军，以求一线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六、刘七队伍人数激增，据《武宗实录》记载，最终达到了十万人规模。每到一地，他们先抢掠粮食，使得百姓不得不加入其队伍，造成了贼军的壮大。同时，这种无所顾忌的抢掠行为也使得他们慢慢丧失了民心。曾经以为是解放者的百姓，逐渐意识到他们不过是另一种压迫者。
正德七年，贼军三逼京师，明朝不得不调动大批官兵围剿。刘六、刘七率残余部队逃入山东。当时，张茂的余部在河南湖广布下陷阱，杨虎等主要首领被擒。此后，刘七在南直隶被围剿时中箭身亡，刘六最终在黄州的一场大雨中淹死。
这场持续了近三年的民变，深深刺痛了七省人民。刘六、刘七的行为使得他们从历史的起义英雄沦为了千古春秋下的恶徒。他们虽曾动摇过明王朝的根基，激发过一部分百姓的反叛之心，但最终，他们的抢掠无法保证长久的民心支持。《七修类稿》中对刘六、刘七的描述虽然简短，但明确地指出他们如同屠龙勇者，最终沦为恶龙。
“流里流气”这个词，最初并非带有正面意思。刘六、刘七带来的恐惧和混乱深深烙印在北方居民的心中，成为这个词的由来。奢侈浮夸的形象、游手好闲的行为、不良习气的象征，这些特质在刘六、刘七的故事中也能找到影子。
反观这段历史，无论是对于刘六、刘七的形象，还是对“流里流气”这个词语的深层意义识别，都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与教训。贼匪与解放者之间，叛乱与革命之间的界限，有时并没有那么清晰。这也是明代一场民变留给后人的深思。
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形象，依旧能从现代社会观察人性和治国之道提供新的角度。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这种深入剖析和回顾，也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历史背后的真相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