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事实上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山头，但很多部队随着作战任务的调整和编制组织关系的转隶，来来回回换过好几次山头。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仅举几例。 我军的山头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山头形成主要分三个时期：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红6军团就是个典型例子。1933年6月，湘赣苏区的红8军、湘鄂赣苏区的红18军分别改编为红17师、红18师，合编为红6军团。这支部队最初隶属于中央红军系统，是红一方面军的组成部分。但到了1934年，形势发生变化，红6军团转移湘中，于1934年10月与红3军会师，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就这样，红6军团从红一方面军转到了红二方面军系统。 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这次合编标志着红6军团彻底告别了原来的红一方面军系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因红6军团的渊源在红一方面军，所以当初在大授衔时，红二方面军大将的代表给了出身红2军团的许光达，而不是红6军团的萧克或王震。 红25军的经历更加曲折。1931年10月，在皖西组建红25军，11月7日，红4、红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这时红25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但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地区实行战略转移，留下第75师，红25军开始了独立的发展道路。 1934年11月，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光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独立的长征历程。这支不到3000人的部队，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1935年9月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25军随红15军团一道加入红一方面军，完成了从红四方面军到红一方面军的转换。 抗战时期的部队转隶情况更加复杂。新四军原本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成，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受到重大打击，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全部划转新四军。这其中主要是黄克诚、彭雪枫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听说要当新四军，很多老八路心里还挺不乐意，但服从组织安排，照样打得很出色。 最有意思的要数”皮旅”了。这支部队在各大山头几乎转了一圈。“皮旅”最早先归八路军129师领导，后由新四军5师指挥。中原突围后，它在华东野战军属下，而后又归建于华北兵团。接着，进军大西北受命于彭老总的西北野战军，南下四川又从属于刘邓的二野。1946年6月，皮定均率领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中原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完成任务后向东突围，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 皮旅到达华中后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1947年1月扩编为第一纵队独立师，后来改称第18兵团61军181师。这支部队转战南北，从华中到华北，再到西北，山头关系变了好几次，但战斗力始终很强，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在哪个山头都能打胜仗。 八路军359旅的分流也很典型。194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一部为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1945年6月，以第359旅另一部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2游击支队，刘转连任司令员。一个旅被分成两支，走了不同的道路。 王震率领的部分先后发展为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第359旅、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359旅、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5师，参加了陕北三战三捷、宜川战役等。刘转连率领的第359旅在进入东北地区后，1947年1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1师，后来被编入第十纵队序列，番号又变为了第28师。同一支部队的两部分，一个到了西北，一个到了东北，但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的山头变化更是频繁。聂帅麾下的18、19两个兵团跟随彭总解放兰州，后来他们就从华北军区部队变成了一野的部队。但华北军区也有外来户，比如它的8纵，原来是刘邓大军的一部分，是陈赓的老部队。这些调整都是根据战争需要进行的，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部队换山头是常有的事，关键是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深刻分析了山头主义问题，提出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消灭山头”的科学方针。毛泽东指出：“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 但不管怎么变，有一条始终没变，那就是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打破山头。今天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正是在正确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