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上海的三名“讼棍”被戴上高帽子示众。看他们那不以为然的样子，殊不知这个职业技能在后面三四十年将一文不值了 在上海街头，三名男子头戴纸糊高帽，帽子上写着“讼棍”二字，缓慢游街，引发围观热议。这幅场景不仅揭示了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决心，也预示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他们的职业伎俩在新社会中将何去何从？ 旧社会中，讼师以代写诉讼文书为生，常利用法律漏洞为权贵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普通百姓难以企及。民间故事常将他们塑造成狡诈形象，反映群众的不满。新中国成立后，司法体系迅速变革。1949年2月，中央发布指示，废除国民党旧法律，4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命令，彻底取消旧司法制度。上海人民法院于8月设立，推出免费代写诉状服务，禁止私人插手诉讼，旨在让司法为民服务。然而，仍有人在法院周边私自揽活，借口文书包赢官司，实则敲诈百姓。 1949年11月1日，上海街头秋风瑟瑟，路边梧桐叶飘落，行人身着简朴衣衫或军装，彰显新气象。李鸿福、赵幼青、杨振寰三人却身穿旧式长袍，头戴尖顶纸帽，手持铜锣，叮当声在街巷回响。围观群众挤满道路，有人指指点点，有人低声议论。三人步伐缓慢，李鸿福不时拱手，像在应付路人目光；赵幼青低头调整帽子，动作僵硬；杨振寰步伐拖沓，铜锣敲得断续。随后的群众大会在法院旁空地举行，绳索围出场地，群众或坐或站，注视着台前。三人轮流陈述罪行：李鸿福承认以代写文书为名，索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赵幼青称在法院外招揽生意，夸口确保胜诉；杨振寰坦白合伙坑害急需诉讼的百姓。台下群众叹息，掌声支持法院宣判：李鸿福、赵幼青获保释，杨振寰因另案续押。 报刊报道引发社会反响，市长陈毅指示院长汤镛调查。汤镛核实后发现，戴帽游街的做法欠妥，易引发误解，影响稳定。他提交检讨，洪流因擅自决定受警告处分。11月18日，《解放日报》刊登检讨，强调法治精神，批评照搬旧式斗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