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员钱瑛被捕，路上，她突然意识到身上的怀表有张照片，可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对敌人说：“我肚子疼！”

那年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地下党员钱瑛正面临着她革命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

作为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周超英的秘书，她原本隐藏在暗处默默工作，可叛徒的出卖让她的处境急转直下。

那天清晨，钱瑛像往常一样整理着秘密文件，突然接到紧急联络，周超英被捕了，而且已经叛变。

钱瑛的手指在文件上停顿了一下，她太了解周超英了，这位平日里雷厉风行的领导，现在成了最大的安全隐患。

房间里静得可怕，只有怀表的滴答声在提醒着时间的流逝，这块怀表是丈夫谭寿林留给她的唯一信物，里面藏着他们的合影。

钱瑛知道，自己应该立即撤离，可桌上还堆着没处理完的重要文件，这些关系到多少同志的安危，她咬了咬牙，决定留下来完成最后的清理工作。

烧毁文件的火光映照着她坚毅的面庞，钱瑛一边处理着机密材料，一边留意着窗外的动静。

当最后一张纸化为灰烬，她终于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楼下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粗暴的敲门声， 钱瑛迅速环顾四周，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后平静地走向门口。

特务们闯进来时，看到的只是一个面容平静的年轻女子，他们翻箱倒柜，却找不到任何可疑物品。

钱瑛被粗暴地押上囚车，怀表在口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车子颠簸着驶向监狱，钱瑛突然意识到一个致命的疏忽，怀表里的照片会暴露她的真实身份，更会牵连到已经牺牲的丈夫。

汗水浸透了她的后背，钱瑛的脑子飞速运转，必须在敌人发现前处理掉这个隐患。

她突然弯下腰，痛苦地呻吟起来："我肚子疼！"押送的特务不耐烦地呵斥，可钱瑛坚持自己马上就要撑不住了，最终，特务勉强同意让她在路边的草丛里"解决问题"。

蹲在草丛中的钱瑛，颤抖着掏出怀表，金属表壳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她仿佛又看到了谭寿林温暖的笑容。

这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念想，是他们短暂婚姻的唯一见证。

钱瑛的指尖在表盖上摩挲，泪水模糊了视线，远处传来特务不耐烦的催促，她一狠心，将怀表用力抛向草丛深处。

这个决绝的选择救了钱瑛一命， 在被押送到南京"模范监狱"后，敌人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反复搜查，却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的真实身份。

在狱中，钱瑛表现得像个普通的"彭友姑"，坚称自己只是个刚入党不久的新人，她组织难友们进行四次绝食斗争，面对敌人的威胁毫不动摇。

钱瑛的狱中斗争持续了四年多，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才获释，这段经历塑造了她后来铁面无私的"女包公"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监察部长的钱瑛处理案件时总是反复核查，不轻信口供，这种严谨作风或许正是来自当年狱中的深刻教训。

她常说"不怕鬼"，这句话既是对敌人的蔑视，也是对真理的坚守。

那块被丢弃的怀表，成为钱瑛革命生涯中最痛苦的抉择之一，但正是这种牺牲，让她保住了更多同志的安全，也保住了继续为革命奋斗的机会。

在洪湖苏区，她带领游击队神出鬼没，被百姓称为"贺龙的妹妹"；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潜伏上海指挥学生运动；建国后，她铁面无私地查处违法乱纪，连开国将领的情面都不给。

钱瑛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伟大不仅在于轰轰烈烈的牺牲，更在于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忍与抉择。

当她扔掉怀表的那一刻，失去的是个人的情感寄托，守护的却是无数同志的生命和革命的未来。

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清醒与决断的能力，正是地下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