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架不明战机闯入我国领空，上级命导弹营长陈辉亭立刻击落来机，但他连续7次违抗军令，拒不发射。事后，空七军军长刘玉堤却大大表扬了他。

一日凌晨，中国北部某导弹阵地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四个快速移动的光点。

值班员立即拉响战斗警报，整个防空系统进入紧急状态。

这四个不明飞行器组成的密集编队正沿着特殊航线向我国领空纵深切入，其飞行轨迹与以往美军侦察机的试探性动作截然不同。

时任某导弹营长的陈辉亭接到作战指挥部的紧急电话时，手指正按在发射台红色按钮上方三厘米处。

这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场的老兵注意到异常细节——这四个目标虽然贴着国境线飞行，但航向恰好对着我军某秘密机场的延长线。

更蹊跷的是，雷达回波特征与常见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存在微妙差异。

此时空军指挥所已连续下达七道作战指令，要求导弹部队立即实施拦截。

作战参谋们根据雷达数据测算出最佳攻击窗口只剩最后两分钟，指挥大厅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将紧张气氛推向顶点。

陈辉亭却顶着巨大压力要求雷达操作员重新核对目标参数，同时派人紧急联络周边机场确认飞行计划。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四架不明飞行器已深入国境线二十公里。

按照防空作战条例，这种情况完全符合立即击落的条件，阵地上的导弹发射架全部仰起45度角，操作员的手指已经扣在发射扳机上。

他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他清楚自己每个决定都关系着数百将士的生死荣辱。

关键时刻，他突然想起三天前的特殊见闻，那天清晨他带队检查雷达站时，偶然目睹四架新型歼击机从隔壁军用机场腾空而起。

虽然当时觉得战机涂装有些奇怪，但考虑到涉及军事机密便没有多问。

此刻这个记忆片段让他惊觉：雷达屏幕上的四个光点，很可能就是那批进行秘密训练的新型战机。

这个推测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下堪称离经叛道，那个年代我军战机执行任务都要提前通报防空军，更何况是深入腹地的飞行训练。

但陈辉亭凭着二十年防空作战经验判断，如果真是敌机，绝不会采用这种自杀式的密集编队，更不可能在遭遇雷达锁定后仍保持既定航线。

当第七道作战命令通过加密频道传来时，导弹营指挥所的电话突然响起。

来自空七军的紧急通报证实了陈辉亭的猜测——这是正在进行新型电子对抗设备测试的国产歼-7原型机编队。

由于测试涉及绝密级军事技术，相关信息被列为最高机密，连常规的飞行报备程序都做了特殊处理。

这场持续四十三分钟的危机最终以虚惊一场收场，空七军军部后续调查显示，新型战机的电子干扰装置在测试中意外触发，导致地面雷达误判为不明飞行器。

更关键的是，负责协调此次测试的通讯参谋在信息传递环节出现重大疏漏，本该提前通知防空部队的特别通告被意外延迟了六个小时。

事件平息三天后，空七军军长刘玉堤专程来到导弹阵地。

这位以治军严苛著称的将军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将一枚二等功勋章别在陈辉亭胸前。

这次事件推动了全军作战信息共享机制的改革，促成了各兵种协同作战规程的全面升级。

据1998年解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作战史》记载，这次乌龙事件暴露出当时军事指挥体系存在的三大隐患：跨军种信息传递机制僵化、新型装备测试缺乏协调预案、紧急事态处置过度依赖人工判断。

正是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促使中央军委在1969年启动全军首套自动化指挥系统的研制工作。

当事人陈辉亭晚年接受军史研究员采访时回忆，当时最折磨人的不是来自上级的压力，而是对自身判断的反复质疑。

他在做出暂缓攻击决定前，曾用望远镜持续观察天空十分钟，试图用肉眼确认目标性质。

这个看似徒劳的举动后来被写入防空部队训练手册，成为"多重验证原则"的典型案例。

如今在空军某部的荣誉室里，还陈列着当年那四架歼击机的航拍照片。

褪色的相片背后记录着这样一行小字："1968年1月23日，战备测试中意外触发全军防空警报，幸得指挥员沉着应对，未酿成误击事故。"

这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机，后来全部参加了海南岛空防任务，在捍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这次事件的影响远超出军事范畴，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总理在接见美国特使基辛格时，曾以这个案例说明中国军队的高度纪律性。

当时的外交部档案显示，这个真实故事让美方代表深刻认识到中国军人的专业素养，为后续军事互信谈判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