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17岁中国少女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突然，德国士兵在少女的身上发现了一只带有“朱德”字样的钢笔，少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 朱敏和其他囚犯一样，被押下火车，踏上了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的土地，这一趟从白俄罗斯到德国的旅程，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远行，而是她命运彻底转折的开始。 她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身边哭声此起彼伏，而自己，得咬着牙活下去。 没过多久，士兵们就开始搜查所有人的随身物品，轮到她时，一个高个子的德国兵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她的背包翻了个底朝天。 突然，他手中一顿，拿出了一支看上去挺体面的钢笔，低头一看，上面赫然刻着两个小小的汉字——“朱德”，她心头一紧，差点没站稳。 这支笔本是父亲在延安送别她时留下的，说是给她“写信用”，她一直带在身边，没想到竟成了危险的引线。 这不是她第一次命悬一线，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她决定踏上去苏联求学那天开始，父亲就叮嘱她：永远别说出自己是谁。 集中营的生活像是被关进了人间炼狱，每天早上天没亮，士兵就吹哨把他们赶出宿舍，干不完的体力活一项接一项，朱敏身体本就不好，长时间吃不饱、穿不暖，加上工作环境脏乱，她很快全身浮肿，手脚生了冻疮，甚至还落下了颈部淋巴结核的毛病。 本以为送去医务室能治病，结果却成了活体试验台，德国军医没做任何准备就直接拿刀在她脖子上开了口子，她疼得当场昏了过去。 可就算如此，她还是挺过来了，每天干活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工厂是在分装炮弹，本来以为只能等死的她突然动了念头，既然这些炮弹要送到前线，那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 她试着往弹壳上吐口水，希望让它们受潮，她一个人吐不过来，就悄悄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伙伴。 没人说话，大家只是默契地一口一口地吐。嘴干得起皮了，弹药却变得不稳定，她们不知道这到底能不能成功，但至少是在做点什么。 就这样，她一边当“哑巴”，一边干苦力，还一边搞“破坏”，集中营不是只有绝望，也有希望，只不过藏得很深，她不曾大喊大叫过一句口号，也没有一举成名，但她用自己的方式，把德国人最怕的事，悄悄做了个遍。 朱敏并不是一出生就在风雨中长大，但她的童年注定不会安稳，她出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那是父亲朱德安排的临时落脚点。 那时候，朱德正被从德国驱逐，转道苏联准备重返中国，他已经40岁，好不容易盼来这个宝贝女儿，却没法陪她长大。 短短一个月后，他就接到了任务，必须回国，临走那天，他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亲个不停，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惜母亲贺治华并不打算等他，没多久就另结新欢，把朱敏托付给自己的妹妹，带回了成都。 朱敏从小没真正见过父亲，直到十四岁那年才被送往延安与朱德短暂相聚，这段相聚虽短，却成了她此后一生的精神支柱。 朱德见到女儿后，把她拉到窑洞里坐下，问她将来想干嘛，朱敏说：“当八路，打鬼子，”朱德听了笑了，却没夸她。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前线，国家也需要读书的人，他希望她去苏联学习，把知识带回来，为新中国打基础，那天，两人在炕头谈了好久，朱德最终拿出一支派克钢笔递给她，那支笔后来成了她命悬一线的“祸根”。 朱德给她定了四条规矩，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好好锻炼身体、二十岁之前不准谈恋爱，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在苏联叫“赤英”，绝对不能说自己是朱德的女儿，这些话她记了一辈子。 她知道，那不只是老爸的担心，更是一个红军指挥员的政治判断，这些年，她没辜负这份叮嘱，无论在哪，都没走漏半点口风。 集中营终于等来了解放，1945年初，苏联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那天早晨，朱敏醒来发现不一样，没有哨声，没有皮鞭，也没有德国士兵的叫骂。 营地的铁门居然是开着的，她和几个同伴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下，转身就跑，一路冲出牢笼，可外头也不是乐土，战火还在蔓延，前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她们逃进了森林、穿过荒野，躲避着交火、寻找吃的，几双鞋都跑烂了，脚上的泡一破再破，最后，她靠着一股撑到底的信念，走到了波兰一个苏联人设立的难民站。 在那儿，她还是没说实话，继续自称父亲是中国的老中医，是因病来苏联养身体的，她怕身份曝光，怕自己变成某种“政治象征”再被当棋子利用。 直到有一天，一个苏联政委找她谈话，语气温和，像朋友那样聊天，她观察了他几天，确定是可以信赖的人，才小心翼翼地开口：“我叫朱敏，是朱德的女儿，”对方先是愣住了，然后立刻向上级报告，这条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 她被秘密送回莫斯科安置，她没有急着回国，而是按照父亲最初的愿望，继续留在苏联读书。 等到1953年，她才回到北京，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台，把从枪林弹雨中带回来的生命力，悄悄地传给了一个个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