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大军阀孙传芳下令处死了一个人，还将她的脑袋悬挂在了蚌埠车站门口，曝晒三日，行人皆骇。可孙传芳没想到，此举十年后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5年，那会儿的中国，一个字：乱。军阀混战，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老百姓的日子就别提了。孙传芳，当时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人称“五省联帅”，控制着东南最富庶的地盘。这个人，看照片文质彬彬，戴着副眼镜，可手腕是出了名的狠，江湖人送外号“笑面虎”。 当时跟孙传芳对着干的，是北边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就是张宗昌手下的一个军长。那年秋天，两边在安徽蚌埠一带干上了。施从滨带的兵，说实话是孤军深入，没多久就顶不住了，兵败被俘。 按说，那个年代打仗，虽然乱，但也有点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不杀高级战俘，毕竟今天你抓我的人，明天我的人也可能抓你，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可孙传芳偏不。他恨透了奉系，加上施从滨抵抗得挺顽强，让他损失不小，火气一上来，直接下了一道命令：拖出去，砍了！ 砍了还不算完，这才是这桩血海深仇的真正起点。孙传芳下令，把施从滨的头颅，用一根长杆子挑起来，悬挂在蚌埠火车站的大门口，曝晒了整整三天！这已经不是杀人了，这是极尽所能地羞辱。 这消息传回施家，天就塌了。施从滨的女儿，当时还叫施谷兰，年方二十，正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年华。父亲的惨死，让她一夜之间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心中只有仇恨的复仇者。她当即立下血誓：“父仇不报，誓不为人！” 为了明志，她把自己的名字从“谷兰”改成了“剑翘”——施剑翘。 一个年轻姑娘，要去杀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天方夜谭？ 一开始，施剑翘也觉得得靠男人。她先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堂兄施中诚身上。堂兄当时也在军中，血气方刚，拍着胸脯答应一定为伯父报仇。可几年过去，他官是越做越大，报仇的事儿却提得越来越少，最后反倒劝施剑翘，说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算了吧。 后来，她嫁给了施靖公，也是军人。结婚的一个条件，就是丈夫必须帮她报仇。可历史再一次重演，婚后的施靖公也开始打退堂鼓，甚至觉得妻子天天想着报仇是“不守妇道”。 这下，施剑翘彻底明白了。这世上，谁也靠不住，除了自己。 她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放足。通过手术，解开了那双缠了十几年的小脚。她还偷偷搞到了一把勃朗宁手枪，每天躲起来练习，从一个连枪都没摸过的闺阁女子，练成了弹无虚发的神枪手。 1935年，当年不可一世的孙传芳，早已被北伐军打得丢盔弃甲，成了下野军阀，隐居在天津的租界里，当起了“居士”。但他忘了，有笔血债，有人替他记了整整十年。 施剑翘带着孩子也搬到了天津。她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孙传芳每周三和周六都会去一个叫“居士林”的佛堂诵经。她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几个月，把孙传芳的行动规律、座位位置，摸得一清二楚。 1935年11月1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施剑翘像往常一样来到居士林。她特意穿了一件深色的袍子，里面藏着那把上了膛的勃朗宁手枪。诵经开始，满堂都是闭目合掌的信徒和低沉的经声。孙传芳跪在最前面，背对着众人。 施剑翘冷静地从人群中站起，走到孙传芳身后。 三声枪响，打破了佛堂的宁静。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蒲团上。 整个佛堂乱作一团。可施剑翘异常镇定。她没有跑，而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沓传单，高声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怕，我叫施剑翘，是为父报仇！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无辜！” 传单上，印着她的《告国人书》，详细叙述了十年血仇的来龙去脉。做完这一切，她从容地让佛堂的人报警，自己则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这起“佛堂刺杀案”立刻引爆了全国舆论。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整个社会都在激烈地讨论：施剑翘，到底是杀人凶手，还是孝女侠女？ 这背后，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一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法治，讲究程序正义，杀人必须偿命；另一边，是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讲究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 当时，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施剑翘。许多社会名流，像冯玉祥将军，都站出来为她说话。老百姓更是把她视作传奇英雄。法庭上的辩护词也说得荡气回肠：“父死于敌，国法不能诛，则女自诛之，此乃经也。” 意思是，父亲被仇人杀了，国家法律制裁不了他，那女儿自己动手，是合乎情理的。 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经过多方斡旋，入狱一年后，施剑翘被国民政府特赦。 大仇得报后，施剑翘没有沉浸在仇恨里。当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她把那股复仇的刚烈之气，全部转化成了报国的热忱。 1957年，她将那把改变了她一生的勃朗宁手枪，亲手捐给了国家博物馆。这个举动，象征着她彻底放下了个人的恩怨，将自己融入了国家的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