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委任状。全都是手写的。 当时也没有打印的条件，只能是手写。不过写的都很认真，上面盖上对应的印章，就是合法的文件了。不过，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这样的委任状也不可能长久的保存。 因为被发现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头。 所以，能够留存下来这样的文件，着实不易。绝大多数的委任状在使用完成之后，估计都就地销毁了。 红军时期的委任状，今天看上去真是再朴素不过的东西，一张薄纸，墨迹早已褪色，有的边角还被虫蛀出了小孔。可就是这样一张纸，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能压住一个人的命运。 名字一写上去，印章一盖，你就是某某师的政委、某某部的连长。 听起来很官方，但在当时的土墙茅屋里，这不过是几个年轻人用毛笔蘸着歪歪扭扭的墨，写完还要小心吹干。 写字的人手指可能冻得僵直，墨迹里带着呼出的白气，落笔却极其认真。 这种文件活不长。白色恐怖像影子一样笼罩着，委任状要是落在敌人手里，等于直接把脑袋送上断头台。于是很多文件刚派发下去，完成任务就烧了，火苗舔着纸面，发出噼啪声，火光里照着战士的脸。 火灭了，只剩下灰烬，风一吹，连灰也散尽。 正因如此，今天还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些残存的委任状，简直就像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幸存者。 说到委任状，就绕不开段苏权。 1916年出生在湖南茶陵，家境贫苦，父母勒紧裤带才供他读了小学。 少年时，他就对那些耀武扬威的地痞和保长咬牙切齿。 1932年，他和一群少年跟着红军走了，手里没几件像样的武器，就抱着一腔热血。两年后，他才十八岁，就已经被写进委任状，成了独立师的政委。 名字写在那张纸上，等于要对几百人的生死负责。 独立师兵力不过八百，却要挡住一万多白军，连日鏖战二十多天。 那时候，他常常冲在前头，嗓子嘶哑地喊，脚下溅着泥和血。梅江场古镇的战斗，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腕，他整个人栽倒在地，血把裤腿染得发硬。 战友背着他撤退，直到把他安顿到苗族农民李木富家里。 那是一个低矮的山洞，洞口被杂草掩着，里面潮湿阴冷，李木富清扫干净，用秸秆铺了个窝，又搬来一床被子。 段苏权蜷缩在里面，靠山泉水解渴，靠红薯稀饭续命。 外头的国民党兵破门而入，刀举在空中，差点就要落下去，是李木富苦苦哀求，说他已经残废了，不必再杀。 山洞冷得要命，伤口溃烂发臭，李木富还要偷偷给他抓药。 十五天还能支撑，时间久了，连稀饭也断了。饿到不行的时候，段苏权爬着爬到农家门口，才昏厥倒地。 李木富赶紧用仅剩的两块红薯熬了一点粥，一口口喂进去。 三十多天后，他能拄着拐杖慢慢走了。临走前，李木富做了一根拐杖，把他打扮成乞丐模样送出村。 等他再见到组织，已经是三年之后。 任弼时看见他时，先是愣住，随后眼圈发红，因为组织早就给他开过追悼会。 纸面上他的名字早被划掉，可他又活生生站了回来。那一刻，纸张的生死与人身的生死，重叠又错开。 他没有就此沉没。 抗战尾声，他带兵收复张家口，这是八路军第一次独自收复省会城市。 部队走在大路上，唱着军歌，那气势与几年前狼狈躲避的模样判若两人。委任状不再是临时的字条，而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宣示。 解放战争，他打掉了蒋介石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东北空军的司令。 1955年授衔时，只给了少将，不少人替他抱不平，觉得他该是上将。 可那段负伤脱队的岁月，档案里是空白，这空白像一道沟壑，生生把他的军功拉低。 他没有争，接受了，依旧把自己丢进工作里。 1964年，他秘密去了老挝。肩章摘了，帽徽也取了，穿着民兵的打扮跨过边境。 美军的飞机在头顶轰鸣，B52的轰炸震得山谷发抖，他却在简陋的黑板前给巴特寮军官画淮海战役的地图。粉笔嘎吱作响，手指头上全是白粉。他要教这些年轻人怎么打仗，可对面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那场战争后来被长久掩盖，直到二十一世纪才慢慢解密。 晚年，他始终记挂着当年的山洞。 他找了很多年，终于在1983年找到了八十六岁的李木富。 两人见面时，话没说几句，眼泪先下来了。段苏权请他去北京，又寄钱，又修桥，把桥取名“红军桥”。 这不是炫耀，而是他心里那个一直未了的结。 委任状的故事到这里，似乎也有了回响。 纸张会腐朽，墨迹会褪色，可一个人的命运，一段救命的情谊，却能延续数十年。 红军桥立在溪水上，老人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桥下的水声与当年山洞里的泉水声，仿佛混在了一起。 风吹过，纸页似的树叶簌簌作响，像是又有人在低声宣读那句古老的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