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开国上将杨勇作为阅兵总指挥，在上台演讲前，军装上的扣子却脱落了，大家急的团团转。这时，一位身着中将军衔的老将，从口袋里拿出针线包：“我来帮你缝。” 黄火星1909年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家庭，幼年生活却一点也不普通。据说他是江西抚州人，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被过继到景德镇一户姓黄的人家，改名叫黄火生。七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为了埋葬妻子，把他送给当地一家瓷器作坊的老板。 1926年，景德镇的工人运动火了起来，黄火星听说了革命的事儿，觉得这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开始跑街串巷，组织工友们集会，喊着口号，举着粗布条幅，号召大家反抗压迫。1929年，他带头搞了“雄黄酒大罢工”，五万工人跟着他停工，弄得整个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都停摆了。1930年，他又组织了“反春荒大罢工”，二十万人跟着上街，声势浩大。他站在人群前面，手里拿着竹竿指挥，保持秩序，忙得满头大汗。同年，红军第二次打进景德镇，他抓住机会加入了工会，组织了好几次万人罢工，晚上点着油灯写传单，宣传革命。到了10月，他正式加入红军，改名叫黄火星，意思是像火焰一样烧光敌人。他扔下刚成家的妻子和女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去了赣东北根据地。 1931年，黄火星入了党，进了方志敏办的彭杨军政学校，穿着粗布军装，跟汪东兴、吴克华这些人一起训练。他在学校里学军事学政治，操场上练刺杀，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后来他参加了红军五次反“围剿”，在福建的山沟里指挥部队埋伏，挥着信号旗带队冲锋。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他被留下守闽西苏区，带着几百人在山里打游击。1940年一次突围战，他带着部队被几千日军围住，硬是杀出一条血路，还爬回去拿了重要文件。1941年皖南事变，他腿上中了弹，血流了一裤腿，硬撑着指挥，带着百来号人突围，还带回了三百块银元给部队当补给。 解放战争时，黄火星当了华东野战军七纵的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拿着驳壳枪冲在前面。1949年渡江战役，他站在船头指挥，子弹嗖嗖飞过，部队硬是冲上了对岸。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授衔仪式上出了岔子，主持人把他的名字念成“黄火青”，没给他当场授衔。后来周恩来亲自给他补授，他接过军衔证书，小心翼翼地收好，脸上还是那副朴实的模样。 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59式坦克刚亮相，广场上军旗飘扬，士兵们站得笔直，准备接受检阅。杨勇上将是这次阅兵的总指挥，穿着崭新的军装，肩上的金星闪闪发亮，准备上台讲话。就在他整理衣服准备上台的时候，手一摸胸前，坏了，一颗铜扣子掉了，线头还挂在衣服上。周围的参谋和警卫一下就慌了，时间紧得要命，仪式马上开始，哪有空去找裁缝。有人赶紧翻包找备用扣子，有人跑去找后勤支援，帐篷里乱成一团，纸张翻得哗哗响，还有人提议用别针先凑合着顶上。 就在这当口，黄火星中将走了进来。他穿着中将军装，肩章上两颗星在灯光下闪着光，手里拿着个绿色帆布针线包。他看了看乱哄哄的帐篷，目光落在杨勇敞开的军装上，啥也没多说，直接拉了把椅子坐下，从针线包里掏出针和一枚铜扣，熟练地穿好线就开始缝。他的手指因为多年打仗有些粗糙，但针线活干得利索，针尖在布料上穿来穿去，针脚密密实实。帐篷里的人都看愣了，没想到这位中将还随身带着针线包，干起活来这么麻利。缝完扣子，他用牙咬断线头，把衣服拍平，递给杨勇。杨勇抖了抖军装，扣子稳稳当当，他点点头，大步走向检阅台。黄火星收起针线包，站在一旁，脸上没啥表情，但那份沉稳让人安心。 阅兵仪式按时开始，杨勇登上天安门城楼，讲话掷地有声，广场上掌声阵阵。坦克隆隆驶过，空中战机呼啸而过，新中国的军威让所有人振奋。黄火星站在观礼台上，背着手，看着整齐的方阵和飘扬的军旗。他从景德镇的瓷器作坊走出来，扛过枪，打过仗，经历了无数生死，这场阅兵是他和战友们用血汗换来的成果。 1960年代，黄火星还在军队里干着要紧的活。他一直没改掉红军时期的习惯，穿着旧军装，背着帆布包，走访基层部队。一次，战士李德安得了重感冒，家里穷得没钱买药，他二话不说掏出四块大洋塞给战士，叮嘱好好治病。还有一次，参谋王培臣在训练中受了伤，他把手表摘下来送给对方，表带都磨旧了，还拿出十块大洋，拍拍肩膀让人安心养伤。 1971年，黄火星查出得了结肠癌，已经是晚期，住进了医院。病房里就一张木床和一台老收音机，他还坚持看报纸，关心部队的事儿。周恩来总理听说后，派人送了水果和药，交代医护人员好好照顾。他在病床上还是军人做派，换药时自己坐起来，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4月27日，他走了，享年62岁。临终前，他还握着医生的手，笑着说自己还能再干十年。追悼会上，战友们肃立默哀，军旗盖在他的棺木上。从瓷器作坊的童工到新中国中将，黄火星这一辈子，苦难多，贡献也大，他的故事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