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71岁朱升，向朱元璋辞行：“陛下，老臣要回家祭祖。”朱元璋欣然同意，并赏了他一块免死金牌。然而，朱升一出城门，立即调转方向，逃离了京城。 洪武二年的应天府城门，一场看似寻常的辞别正在上演，71岁的翰林学士朱升扶着枣木拐杖，银须在晨风中颤动，向朱元璋躬身行礼：“陛下，老臣想回徽州祭祖，恳请恩准。” 帝王笑容满面，不仅爽快批准，还赏赐了一块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刻着“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的恩典。 然而，马车刚驶出城门，朱升立即调转方向，弃了官道，朝着江苏盐城疾驰而去，祭祖是假，逃亡是真。 朱升并非寻常老臣，十二年前，59岁的他还是徽州石门的一名教书先生，因为劝降元将福童、助朱元璋攻破徽州而进入权力核心。 此人早年考取江浙行乡贡进士第二名，曾任池州路儒学学正，整顿学田腐败、重振教育，江南学者云集追随，人称“枫林先生”。 朱元璋攻打婺源受挫时，大将邓愈推荐了朱升，朱元璋三顾茅庐，朱升献上九字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一策略直指乱世生存本质，巩固后方、储备实力、低调蛰伏。 当时朱元璋夹在张士诚和陈友谅之间，实力薄弱，元朝专打“出头鸟”，朱升让他自称“吴国公”而非“吴王”，完美避开元军主力，暗中壮大。 朱元璋登基后，朱升虽官至翰林学士，却逐渐被边缘化，刘伯温、李善长等谋士星光熠熠，而朱升的“缓称王”理念与朱元璋急于集权的风格渐行渐远。 更关键的是，朱元璋对功臣的猜忌已初现端倪，扣押将领家属、暗中监视旧部，甚至对“小明王”韩林儿沉江灭口。 朱升察觉到了危机，他注意到朱元璋龙袍上新增的“日月纹”，听到祭祀孔子时帝王那句“士人不可轻纵”的警告，甚至从胡惟庸升任中书省的动向中嗅到清洗前兆。 免死金牌？朱升比谁都清楚那不过是“皇权的豁免权游戏”，元顺帝曾赐伯颜铁券，后者最终流放致死，朱元璋的承诺，终究抵不过帝王翻云覆雨的手掌。 朱升的辞行计划暗藏玄机，他选择洪武二年提出辞呈，因这是胡惟庸与蓝玉权力交替的空档期，尚未卷入党争漩涡。 他以“祭祖”为幌子，实则安排妻儿借道扬州逃往东海小岛，自己则反向奔赴盐城，那里是张士诚旧部势力末梢，便于隐姓埋名。 临行前，朱升还刻意“自污”，跪求朱元璋“勿以臣故重用吾子”，称儿子“驽钝，恐负圣恩”。 这一举动既降低帝王戒心，也为后代避祸，果然，其子朱同后来因“郭桓案”被牵连，免死金牌未能护住留在体制内的后代。 朱升的逃亡并非怯懦，而是对皇权逻辑的终极洞察，他烧毁《易注》《星象考》等可能引发猜忌的著作，只留《农政辑要》这类无害文本。 将免死金牌埋入祖坟，主动剥离“功臣”标签，甚至装病扮作商人，用粗布衣裳掩人耳目。 后世有人调侃这是“古代版离职保命”，实则暗含血腥真相，李善长77岁仍攥着相位不放，最终族灭于胡惟庸案。 刘基饮下帝王赐药，在《烧饼歌》的预言中走完余生，而朱升用逃亡证明了，在绝对权力面前，免死金牌不如一张“逃生路线图”。 朱升于洪武三年病逝于盐城，享年72岁，他躲过了后来的蓝玉案、胡惟庸案大清洗，却也在流亡中耗尽余生。 其子朱同的悲剧则印证了他的预判，皇权体制下，安全从不源于帝王的承诺，而源于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 他的“九字方针”曾助朱元璋夺取天下，他的“急逃亡”则守护了最后的体面，既然改变不了潮水的方向，至少可以选择在海啸来临前，走向安全的高地。 信息来源：《明史·朱升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