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有人想动手否定毛主席，胡乔木提出不再称“毛主席”，改叫“毛泽东”，但

1981年，有人想动手否定毛主席，胡乔木提出不再称“毛主席”，改叫“毛泽东”，但黄克诚将军听完总觉得别扭，当场要求胡乔木把称呼改回来！ 1981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点旧冬天的凉。 黄克诚坐在家里，看着桌上那篇自己写了又改、改了又读的稿子，手边的热茶早凉了，稿纸边角翘起，一道一道的痕迹像他额头上的褶子。 他那时已经是个老头子了，白发贴着头皮，背微微弯着，但眼神还像年轻时候一样，咄咄逼人。 稿子是给解放军报写的，题目他斟酌了好久，其实内容也不复杂，说的是毛主席的事，或者说——怎么去评价毛主席。那时候，毛主席刚过世没几年，人们嘴里叫着“毛泽东同志”的越来越多，可叫“毛主席”的，渐渐少了。 胡乔木是看过这篇稿子的，他是改过的。 他一改，黄克诚就知道了。他盯着“毛主席”三个字被改成“毛泽东同志”的地方，指尖停了很久。 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也不是没见过风浪的人，可那一刻，他皱起了眉。 不是因为语义的准确与否，而是因为那三个字不是普通的称呼，它带着血，带着命，是人们喊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他找人打了电话，说要把称谓改回去。 胡乔木有点迟疑，说现在的趋势是叫“同志”，叫“毛泽东同志”更统一一些，也更规范一些。 黄克诚说，不统一也得统一，“主席”两个字不是我一个人给的，是全党全军几千万人喊出来的，你现在一改，就像拿刀刮掉老百姓的记忆。 这不是第一次他这么“拧”。 在红军时他就拧过，跟贺龙吵，跟李立三吵，连毛主席也没少顶。 打仗时他反对冒进，说是“拿鸡蛋碰石头”；庐山会议他维护彭德怀，别人都收口了，他非要说“彭老总没错”；四平保卫战，他觉得林那打法不行，直接打电话跟毛主席说，“错了。”毛主席在电话那头没说话，长叹一口气。 你要说他没政治觉悟？ 不，他偏是那种最讲大局、最重党纪的人。他就是不喜欢假话，不管对谁。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是重的，但心思是细的，他一看就知道，称谓这种事，一旦妥协，就收不住。 不是非得叫“毛主席”，但那是个时代留下的语言，动不得。 那不是称谓，是一种声音，一种人们排长队买粮食还不忘戴着像章的忠诚，是一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动不动听广播的庄重，是千家万户墙上那张画像下老人磕头的虔诚。 胡乔木那边没吭声，过了两天，邓知道了这事。 邓说：“让他保留‘毛主席’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是我们大家心里的一口气。”这事就这么定了。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头版刊出了黄克诚的那篇文章，文章一出来，像一颗石子落进池子里，激起了一圈圈涟漪。很多人读到那“毛主席”三个字，突然觉得心里那点发紧的地方松了口气。 原来还能这么说话，原来有的人还在记得。 黄克诚说过一句话：“毛有错误，但没有毛，我们这些人可能早就死在战壕里了。没有他，中国早就碎成几瓣了。”这不是崇拜，而是亲历者的认定。 六中全会那年夏天召开，黄克诚没去。 他身体不好，整天咳嗽，眼睛也花了。但那份《历史决议》他读了好几遍，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他一边读一边点头。不是因为写得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看到有人终于在纸面上说了一句完整的句子：毛主席是伟大的，但也不是没有错误。 他觉得，这才像个大党说出来的话，不推、不躲、不抹。 他没再说什么，只让人把那张报纸夹进他平时用的红皮笔记本里，夹得整整齐齐。 他是个不太爱说情绪的人，年轻时候挨整他也不哭，打仗腿伤了他也不吭，可那天他摸着那页纸，手指头轻轻地抖了一下。 他知道，这一仗算是打完了。 他不是没看见外头的变化。1982年改党章，“主席”职位取消，从制度上说得过去。 他也不反对体制调整，他只是觉得，有些事可以变，有些不能变得太快。党章里没有“毛主席”了，可老百姓嘴里还有。他想保住的，就是这一点人的声音。 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在生活里比谁都清清白白。儿子结婚，他不让用公车，亲戚都劝，说这是你儿子啊，办得寒碜了人家怎么看。他说：“结婚是他自己的事，坐公交车也是本事。”结果那天新娘子骑了辆女式单车，从西直门晃悠悠骑到家，后头还跟着两个戴红袖章的亲戚。没有乐队，没有鞭炮，就一桌素菜，连酒都没上。 他孙子更别提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挤公交，家里有司机也不用。黄克诚还定过一条家规：“一滴油、一块砖，只要是国家的，不许碰。” 1986年冬天，北京下了场雪。他在床上躺着，手指还轻轻敲着床沿，像是在回忆什么。护士想给他挂水，他摆摆手，说：“别浪费。”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快走了。 他不想让国家再为他费一点力。他不说大话，但一句话够重。他说，“我现在不能再干活，就不能再用国家的东西。”没人说得出话来，屋子里只听见风擦过窗户的声音，像是旧时日子的回声。 他走得很静，没有告别，没有仪式。只是那天晚上，有个老兵在院子里点了一支烟，望着天上的灯，一句话没说。那烟在风里忽明忽暗，像是有人坐在那儿，还没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