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前发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亲切交谈

一

1956 年2 月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部分委员。会后用餐时，前来参会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手持请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却发现桌上没有摆放写有自己名字的桌签。工作人员上前解释，说此前毛泽东看过名单，看到钱学森被安排在第37桌，特意亲笔把他的名字勾到第1 桌，与自己坐在一起，位置就在毛泽东的右手边。就在这时，毛泽东在全场的掌声中来到宴会厅，热情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钱学森惊喜不已。一落座，毛泽东就与他热情交谈起来。毛泽东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这时，摄影师抓住两人微笑的瞬间，按动了相机快门。

钱学森先后至少六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这背后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钱学森1911 年出生于上海，1934 年在当时的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之后在这两所大学任教，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是知名的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专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学森十分振奋，认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他被关押起来，多年来积累的大量笔记、资料也被没收。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科学家积极组织声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也通过外交途径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几经波折，直到1955 年9 月，钱学森才得以偕妻子和一双儿女踏上归国的客轮。可以说，正是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支撑着他舍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久经沙场、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并不缺，但像钱学森这样站在本领域制高点的顶级科学家，则是凤毛麟角。钱学森的归来，不仅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而且对吸引更多留学人才科技报国具有示范作用。出于对科学家、爱国者的由衷敬佩，毛泽东每次见到钱学森等科学家都要抽空与他们深入交谈，倾听他们对科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询问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并再三叮嘱和勉励他们多为祖国培育科技人才，特别是年轻科技人才。

1956 年1 月25 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钱学森等科学家也受邀参加。由于要讨论的内容较多，会议拖到了晚上，大家临时决定稍事休息，吃些东西后继续开会。钱学森在休息室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他面前与他亲切握手，询问了他的近况。闲聊中，毛泽东还就“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等问题询问钱学森，并表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由于当时观测水平和研究水平的限制，国际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还没有作出定论，钱学森既不好肯定，也不好表示否定。但后来物理学的发展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进了一步。钱学森曾表示：“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刚刚归国几个月，就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钱学森无疑是欣慰且激动的。此后，1956 年、1958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与钱学森深入交谈，不仅谈工作、谈生活，而且就我国科技发展的宏观战略问题作过深入探讨。历史证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等科学家是无比信任和充满敬意的。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全体人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中远程导弹的迅速发展，双方都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有效防御对方的导弹对自己本土发动袭击的问题。美国相继部署了“奈基-宙斯”“哨兵”“卫兵”等导弹拦截系统，苏联则部署了能携带核弹头的“橡皮套鞋”反导拦截系统。为了打破美苏的核威胁，在积极发展“两弹”的同时，毛泽东等领导人也提出要研究开发我国自己的反导防御战略和装备。

1964 年2 月6 日，毛泽东邀请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谈科学工作。在与钱学森谈到国防科技领域的尖端技术时，毛泽东表示，美苏等国都将反导技术作为本国在战略上赢得主动的关键一招，反导武器及其相关的战略战术是高度复杂的，要有专门的人员来研究，“总要搞防御的，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对此，钱学森表示赞同，并结合自己的专长提出了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一个多月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钱学森主持召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反导技术研发工程被定名为“640 工程”，其下还有多项子工程。尽管后来由于工程超出当时国内技术水平和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未能取得全胜，1982 年工程最终宣布下马，但这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攻克了许多关键技术难题，为后续的航空航天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和经验。今天，我国的弹道导弹技术、反导技术、反卫星技术、先进火炮、先进雷达和各种配套的测控技术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这项工程的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对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始终十分惦念，多次指示要给予保护和关照。1970 年，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钱学森作为观礼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再一次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勉励他“走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结合”。1975 年，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专门叮嘱周恩来查查代表名单中有没有钱学森和侯宝林两人，如果没有，一定要补上。

毛泽东逝世后，钱学森悲痛不已。1976 年9 月16 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一文，回忆自己六次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情形，寄托哀思。这篇文章的首段写道：

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二十一年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经过艰苦斗争和美国朋友的支持，我终于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回国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可以说，毛泽东与钱学森的交往，是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

一

1964 年10 月16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合影后，周恩来向在场的演职人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张照片由此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每当看到它，人们就仿佛回到那无比激动人心的时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逐渐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乃至对周边国家的核讹诈。20 世纪50 年代，在朝鲜战争及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多次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5 年1 月1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受邀参加会议，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毛泽东听后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次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苏联是当时唯一拥有核弹和导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核弹和导弹，希望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经过商谈，两国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多项协议。然而1959 年6 月20 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苏联与美国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有关原子弹研制的一切技术资料。1960 年8月，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停止了原料、设备的供应。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西方舆论幸灾乐祸，说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原子弹。广大科研工作者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热火朝天地继续忙碌着。正是由于1959 年6 月那封电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有了一个代号“596”，以示不忘“国耻”。

到了1961年下半年，原子弹研制到了关键技术的攻关阶段，投入越来越大，而国家的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这时出现了“上马”与“下马”的激烈争论。

这年7 月，中央军委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会上有人说，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搞尖端武器我们不仅技术上有很多困难，而且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尖端武器花钱太多，如果硬搞，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另外一部分人则是从国防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两种意见形成尖锐对立。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仍然是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会议最后决定先派人下去调查，摸清实际情况。根据会议要求，张爱萍、刘西尧等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进行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充分交流，很快将一份《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分析认为，这项重大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所以说，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门潜力。

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二

1962 年，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10月30日，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取得全国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毛泽东于11 月3 日作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就在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从此，原子弹不再由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而成为全国性的大战略。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26个相关部委，900 多家工厂、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了原子弹研制紧密协调，形成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

1964 年，就在我国的原子弹技术刚刚过关之时，美国霸权主义者扬言，中国若要进行核爆炸，他们就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毅然决定，有风险也要立即进行核试验。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 年10 月16 日15 时，我国在罗布泊试验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周恩来将这一喜讯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经过认真核实，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再一次汇报：“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确确实实爆炸了！”

当天17 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多名演职人员。

大厅里，人们激动地鼓掌。这使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更加高涨。根据他的指示，核试验的对外公布时间已由原定的18 时推迟到23 时，而试验结果的文字报告要19 时以后才能报来，但他等不及了，他很想让眼前这些能歌善舞的青年早点分享胜利的欢乐。坐下来准备合影的时候，毛泽东问周恩来：“要不要把那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呀？”

周恩来笑了笑说：“告诉他们，一个个都要高兴得蹦起来！”

照完相，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掌声、欢呼声中挥手离去后，现场主持人大声宣布：“请大家原地休息，队伍不要乱，待会儿周总理要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20 分钟后，周恩来再次走进宴会厅，挥动双臂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激动地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第二个，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整个大厅顿时沸腾起来。

周恩来风趣地提醒大家：“同志们，你们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

历史竟然如此巧合。当初，赫鲁晓夫毁约停援。现在苏联专家撤走仅仅4 年，中国人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说：“我们搞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原子弹的冲击波尚未平息，1967年6 月17 日，中国第一枚氢弹的空中爆炸试验又获得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70年4 月24 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中国卫星上天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国内外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决策发展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战略核武器和人造卫星，并取得了重大成功。这是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正如1988年10 月邓小平所说：“如果60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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