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郭沫若带人挖掘定陵，可不久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自杀身亡，参与挖掘的专家也都相继离奇死亡，这是怎么回事？ 在195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界面临着对古代帝王陵墓进行系统研究的机遇。1955年，一些学者提出发掘明朝皇陵的计划，旨在通过实地考察揭示明代葬制和历史细节。最初的焦点放在长陵上，那里是明成祖的陵墓，规模宏大，可能蕴藏丰富史料。 但考虑到实际操作难度，团队最终选择定陵作为起点，这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区域。郭沫若作为知名学者，参与了这一项目的推动，与吴晗等人共同起草报告，呈交上级部门寻求批准。尽管存在反对意见，认为技术条件不成熟，但计划还是获得通过。这次行动标志着新中国对大型帝王陵的首次主动发掘，体现了当时对历史研究的热情和决心。 考古工作从1956年5月启动，持续到1957年。团队首先在定陵宝城内侧进行勘探，很快发现一条刻有“隧道门”的石条，这成为进入地宫的关键线索。随后，又找到一块小石碑，上面记录了从该点到金刚墙的距离为十六丈，深度三丈五尺。根据这一指引，队员们逐步清理砖隧道和石隧道，最终抵达金刚墙。这堵墙体厚实坚固，拆除后露出了地宫内部空间。地宫分为前中后三殿，前殿存放大量陪葬品，中殿有棺椁，后殿为辅助区域。出土文物总数超过三千件，包括金银器、瓷器、丝织品和木俑等。这些物品反映了明代皇家工艺水平，如皇帝的冠冕和皇后凤冠，装饰华丽，镶嵌宝石。 然而，出土过程暴露了严重问题。许多有机质文物在接触空气后迅速氧化变质。丝织品是最典型的例子，刚出土时颜色鲜艳，纹路清晰，但不久就发黑、脆裂，甚至整匹锦缎化为灰烬。团队尝试使用化学剂如福尔马林喷洒保鲜，却无法有效阻止这一过程。木质俑像也遭遇类似困境，表面涂抹白蜡后反而导致变形和开裂，无法恢复原状。瓷器相对稳定，但漆器和织物类损失惨重。这些损坏源于当时实验室设备落后，无法控制湿度、温度和氧气暴露。发掘虽获取了部分史料，如墓志铭和随葬清单，但付出了高昂代价，许多珍贵物品永久丧失研究价值。 参与者的个人命运也成为事件的一部分。郭沫若的四子郭民英于1967年自杀，当时年仅24岁。他曾就读中央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但因生活压力和健康问题结束生命。次年，五子郭世英在26岁时从楼上坠亡，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之前因参与学生社团活动而受影响。这些事件时间上接近发掘，却与考古本身无直接因果联系，而是源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于1979年整理遗物时发现旧信，自缢身亡。这些家庭悲剧虽看似巧合，却加剧了外界对事件的传闻解读。 其他专家的结局同样引人关注。吴晗作为主要推动者，于1969年自杀，他是明史专家，早年提议发掘以补充历史空白，却未预料后续影响。郑振铎原本反对挖掘，1958年在飞机事故中遇难，时年60岁。他强调保护优先，却在事件后不久离世。夏鼐也持反对态度，幸免于难，但见证了教训的深刻。赵其昌作为现场负责人，后来被调离岗位，从事其他工作。这些死亡虽被传为离奇，但多为意外或健康原因，并非超自然因素。事实显示，它们反映了时代动荡下的个体遭遇，而非考古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