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录用！”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06年，戴季英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便接触了进步思想，1926年加入共青团，次年成为中共党员，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作为指挥部成员，他参与了攻占县城的战斗，这次起义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周，但点燃了鄂豫皖根据地的火种，也让他成为大别山早期革命队伍的重要一员。 此后，戴季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迅速崭露头角，先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1931年，他成为鄂豫皖省委委员，带领红军开展游击战，1933年，他参与指挥了郭家河战斗，成功歼灭敌军，战绩显赫，此后，他担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带领部队长征，最终抵达陕北，为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在陕北根据地建设期间，他卷入了肃反运动，当时，为了清除内部的“叛徒”，许多干部被错误处理，戴季英作为政治保卫局负责人，直接参与了对部分干部的审查和处理工作，肃反结束后，中央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戴季英受到批评，并被警告处分，这一事件对他后来的人生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时期，戴季英转战华中地区，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要职，他带领部队在安徽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打击日寇，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河南担任区党委书记，负责当地的解放和建设工作，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参与指挥了中原突围，为开辟新的战场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这一职务虽然重要，但并未让他感到满意，长期以来，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资历和贡献远高于同僚，理应获得更高的职位，他开始在各种场合表达不满，对组织的安排提出质疑，他甚至动笔写信给毛泽东，列举自己的功绩，并提出希望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要求。 毛泽东看到信后，对他的行为极为不满，批示“不可救药”，很快，中央派出调查组前往河南，对戴季英的表现进行全面审查，调查发现，他不仅对组织安排不满，还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他在干部任用上搞小圈子，将亲属安排到重要岗位，甚至试图通过拉拢群众来施加压力。 1952年2月，中央决定开除戴季英的党籍和公职，随后，《人民日报》公开刊登了这一决定，并通过案例向全党传达了纪律严明的信号，戴季英从此成为党内反面典型，被开除后，他被安排到基层工作，生活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9年，因陕北肃反的旧账被翻出，他被判入狱15年，这一判决让他的生活跌入谷底，在监狱中，他远离公众视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老战友为他求情，向中央递交材料，希望对他的情况进行重新审查。 1982年，戴季英被解除监禁，恢复了自由，1984年，经中央复查，他的党籍被恢复，并享受副省级的待遇，组织明确指出，这一决定并不否定他当年的错误，而是对其后期生活待遇的调整，此时的戴季英已年近八旬，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起伏，他对过去的争议不再多谈。 晚年的戴季英生活低调，居住在河南省委家属院的一处老房子中，与外界交往甚少，他偶尔接受党史部门的采访，但对过往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争不清”，1997年，他在郑州病逝，享年91岁，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当地烈士陵园，墓碑上简单地刻着“老战士”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