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周总理派人到郭沫若家中传达了三点指示：“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要安排专人24小时在郭老身边值班；二、郭老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室搬到大办公室去住。”后来，周总理曾当面对郭沫若解释了原因：地面太滑，铺上地毯防止摔倒；人老了，需要充足的氧气，屋子太小，氧气不足，危害身体。对于周总理的深情厚谊，郭沫若非常感动。 话说周恩来和郭沫若这俩人啊，从上世纪20年代就认识了，那时候中国正乱成一锅粥，北伐战争打得热火朝天。周恩来当时在国民党那边负责政治工作，郭沫若呢，本来是个学医的文艺青年，结果被革命浪潮卷进去，成了北伐军的宣传骨干。他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广州，郭沫若穿着一身长袍去找周恩来，说要加入革命队伍。周恩来一看，这人有名气又有才华，就直接安排他进总政治部当副主任。 从那时候起，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交情，不是那种表面客套，而是基于共同理想的伙伴关系。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是他的引路人，让他真正走上革命道路。其实呢，这俩人背景挺不一样的，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从小聪明好学，1917年去天津南开学校念书，后来留学日本和法国，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骨干。 郭沫若则是四川乐山人，家境殷实，早年去日本学医，但对文学和历史更感兴趣，五四运动时他创办创造社，写出《女神》这样的诗集，一下子成了新文学的领军人物。两人性格也互补，周恩来稳重细致，处理事务滴水不漏；郭沫若热情奔放，擅长创作和研究古代史。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在重庆，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工作，两人又合作紧密，郭沫若主持文化抗日活动，周恩来给他提供支持和保护。 解放后，周恩来当总理，郭沫若当副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两人继续在政务院共事，推动国家文化和科学建设。郭沫若负责文教委员会，周恩来则统筹大局，他们一起制定政策，发展教育和科研，比如建立中国科学院，推动考古和历史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些成果，周恩来都给予高度评价，还亲自过问出版事宜。两人私交也很好，周恩来常去郭沫若家串门，谈工作谈生活，郭沫若生病时，周恩来总会派人问候。这份友情持续了半个世纪，到1974年，已经是两人晚年了。 郭沫若那时82岁高龄，身体不如从前，周恩来自己也76岁，还在操劳国事，但对老朋友的关心一点没少。1974年初，北京天气冷，郭沫若住在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那是个老式四合院，房间布局传统。有一天，周恩来派工作人员去郭家，传达三点具体安排：一是为了郭老安全，从那天起安排专人24小时轮班陪护；二是把郭老房间和走廊都铺上地毯；三是让郭老从原来的小卧室搬到大办公室住。这些安排不是随口说的，而是周恩来亲自考虑的细节。 后来周恩来自己去郭家，当面解释原因：地板太滑，老人容易摔跤，铺地毯能防滑；人年纪大了，需要更多氧气，小房间空气不流通，对身体不好，大办公室空间大，窗户多，空气好。郭沫若听后很感动，这不光是生活照顾，更是老战友间的深情厚谊。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细心？因为他知道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巨大，从新文学到历史研究，再到建国后的科学院工作，郭沫若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起步，比如组织大西北科学考察，挖掘马王堆汉墓，这些都离不开他的领导。 周恩来作为总理，重视知识分子，总是想方设法保护和支持他们。郭沫若也对周恩来敬重有加，称他为“擎天大树”，意思是周恩来像大树一样支撑着大家。事件发生后，这些安排很快落实，郭沫若的生活环境改善了，他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写了不少文章和诗词。周恩来也通过电话或派人了解情况，确保一切顺利。 这件事在当时知识界传开，大家都觉得周总理对老同志的关怀很暖心。回想起来，这不只是个人友情，还体现了那个时代领导人的作风：务实、低调、注重细节。周恩来一生处理大事无数，从外交到内政，但他对身边人的关心从来不马虎。郭沫若呢，晚年身体虽弱，但精神头足，继续为国家文化事业出力，直到1978年去世。两人友情的历史，其实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从北伐到抗日，再到建国，贯穿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