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海婴与母亲许广平站在父亲鲁迅的墓前。周海婴出生时，鲁迅已48岁（许广平32岁），友人询问孩子姓名，鲁迅答：“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婴儿，就叫‘海婴’吧。”有人认为此名草率，鲁迅在《答客诮》中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对许广平笑称：“若孩子长大后嫌名字俗气，可自己改掉，反正我取的名字只算暂用。” 上海滩的雾气中，一个迟来的孩子落地，父亲随口取名“海婴”，旁人笑称太随意。谁知这名字后，藏着鲁迅对儿子的深情嘱托？十年光阴弹指过，墓前母子凭吊，那份家国情怀，又如何在新时代延续？ 说起鲁迅一家，那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上海说起。那时候，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欺压的乱局里，鲁迅先生作为革命文学的战士，用笔杆子戳破黑暗，唤醒老百姓的觉悟。他和许广平女士，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早年许广平投身妇女运动，两人走到一起，共同扛起那份为民族担当的责任。 1929年9月27日，海婴出生在上海的砖木平房里，那年鲁迅四十八岁，许广平三十二岁。这个儿子来得晚，却像一盏小灯，照亮了他们战斗中的小日子。上海租界区的汽笛声天天响，街上黄包车来来往往，鲁迅先生一边写文章，一边操心家事，许广平女士则操持着家务和孩子的起居。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动荡年头，显得格外珍贵。它不光是个人小窝，更是革命者对未来的寄托。 孩子出生没多久，友人来探望，客厅里挤满人，大家端着茶碗闲聊。有人问起名字，鲁迅先生想了想，说生在上海，就叫海婴吧。意思简单，直白，就是上海的婴儿。话一出口，有人觉得这命名太草率，没什么讲究，像随口说说而已。鲁迅先生没争辩，只是笑了笑，继续抽他的烟。没过几天，他提笔写下那首《答客诮》，里面有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这诗直戳人心，意思是说，对孩子有点疼爱，怎么就不是大丈夫了？那些说闲话的，其实没懂鲁迅的真意。他后来对许广平说，这名字要是孩子长大觉得俗，就让他自己改，反正我取的也只是暂时的。许广平听了，点点头，继续照顾孩子。这事传开后，大家渐渐明白，鲁迅先生取名不求花哨，只求实打实。他一辈子写文章，都是为了接地气，帮老百姓说话，这名字也一样，朴实中带着对儿子的期望：长大后要像海浪一样，奔腾向前。 鲁迅先生对海婴的教育，从来不搞空洞说教，而是从生活小事入手。他知道，革命者要教孩子，也得从实际抓起。海婴小时候，鲁迅先生常在夜里写稿，海婴就爱钻进书房，在纸上乱画。鲁迅先生见了，不生气，还把那画贴墙上，说这比他年轻时写得有气势。这样的鼓励，让海婴从小就知道，动手试错，才是学知识的门道。 鲁迅先生从日本带回铁皮玩具，鼓励海婴拆开研究。海婴把留声机拆坏了，鲁迅先生没骂人，反而和他一起看齿轮怎么咬合，说懂了原理，比东西完好更要紧。后来，海婴得到儿童显微镜，用来看苍蝇腿，不小心摔碎了镜片。鲁迅先生安慰说，看清一半也算收获，下次找个结实的。这些事，都在上海的旧宅里发生，门外是租界的喧闹，屋里是父子间的传授。许广平女士在一旁帮忙，提醒别太惯孩子，但她也明白，鲁迅先生这是用实际行动，教海婴做个求真的人。 鲁迅先生的教育，还带着对民族未来的眼光。他希望海婴别走弯路，长大后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别当空头文学家。那时候，上海是半殖民地城市，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就是要让中国人醒醒神。家里虽小，却总有文友来往，大家讨论时事，海婴听着听着，就懂得了国家大事。鲁迅先生偶尔放下笔，陪海婴玩积木、折纸，甚至趴地上当马骑。许广平女士说小心腰病，鲁迅先生笑称这是周家的健身法。这些小插曲，表面上看是家常，骨子里是革命家风的延续。鲁迅先生知道，孩子将来要面对的，是更复杂的斗争，所以从娃娃抓起，教他独立和动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北京逝世，那年海婴才七岁。许广平女士强忍悲痛，带着儿子整理遗稿，守护鲁迅的著作。她们母子从上海迁到内地，又北上北京，继续生活。鲁迅先生的离去，让海婴早早懂事，他开始帮母亲分担家务，也继承父亲的求真精神。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广平女士教育海婴要自立，要投身实际工作。海婴听了，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当工程师，还搞摄影，一辈子拍了两万多张照片，记录老百姓的日子。这些选择，都源于鲁迅先生的遗愿：做个实干家，别空谈。 十年过去，1946年，许广平和海婴回到上海万国公墓，站在鲁迅墓前。那是秋天，松柏肃穆，母子俩默立良久。海婴那时十七岁，已是半大小伙，他看着墓碑，想起父亲的教导。许广平女士拉着儿子的手，轻声诉说往事。这次凭吊，不是简单的缅怀，而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鲁迅先生一生的战斗，海婴用实际行动接棒。他后来从事无线电工作，参与国家建设，还整理父亲的遗作，让鲁迅精神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