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受访时：“我真的认为，我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仍然是世界上光辉的典范！”他还强调：“自从我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2024年，当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镜头前说出“我的国家是美国”时，舆论场瞬间炸开了锅。有人骂他忘本，有人叹他清醒，更多人盯着他眼角的皱纹——那上面刻着的，是半导体行业六十年的风云变幻。 这位93岁的老人，用最直白的方式撕开了一个真相：在科技竞争的棋盘上，个人命运早已与国家机器的齿轮咬合得严丝合缝。 1962年，26岁的张忠谋站在纽约移民局大厅，手里攥着刚拿到的美国护照。那时他刚从麻省理工硕士毕业，在德州仪器谋到一份工程师的差事。 那年的半导体行业，连硅谷都还没长出雏形，全球最先进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正为如何把晶体管塞进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发愁。张忠谋的入职通知书上写着“半导体研发工程师”，这个头衔在当时连猎头都念不利索，却成了他人生最关键的跳板。 德州仪器的实验室里，张忠谋每天要对着显微镜工作12个小时。那时候没有自动化设备，刻蚀电路全靠手工操作，失败率高达70%。有次他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把一块芯片的良品率从5%提到12%。 累得瘫在操作台前时，主管拍着他肩膀说：“小子，你改写的不是数据，是整个行业的规则。”这句话像颗种子，在他心里种下了对美国科技体系的敬畏——这里允许失败，更奖励突破。 1970年代，张忠谋主导的DRAM芯片项目让德州仪器坐上全球半导体头把交椅。他设计的生产线效率比日本同行高出40%，日本通产省派来的考察团看得目瞪口呆，回国后连夜起草《半导体振兴计划》。 这段经历让张忠谋看清了一个事实：美国科技霸权的根基，不是某家公司的技术，而是从实验室到流水线的完整生态。就像他后来在自传里写的：“在这里，创新不是偶然，是流水线上的必然。” 1987年，49岁的张忠谋回到台湾创办台积电时，带去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这套美国式的创新逻辑。他坚持“只做代工不碰设计”的商业模式，把台积电变成半导体界的“富士康+英特尔”。 当同行还在为争夺市场份额打得头破血流时，台积电已经靠着美国客户的订单，在7纳米、5纳米制程上一路狂奔。2020年台积电市值超过英特尔那天，张忠谋在股东会上说：“我们不是台湾的台积电，是世界的台积电。 ”这句话当时被骂得很惨，现在看来却像句预言——当美国用芯片法案把台积电“绑”到亚利桑那州时，谁还能说它只是家台湾企业？ 张忠谋的“美国认同”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从1962年入籍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嵌进了美国科技帝国的版图。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爱因斯坦和乔布斯的画像，书架上摆着《硅谷之火》和《创新者的窘境》，连喝咖啡的杯子都印着NASA的logo。 这些细节像拼图，拼出一个真相：当一个人在某个体系里获得成功时，他的身份认同会自然向这个体系倾斜——不是因为爱国，是因为这里能实现他的价值。 现在回头看，张忠谋的“惊人言论”其实藏着最现实的考量。半导体行业早过了单打独斗的时代，EUV光刻机要荷兰ASML造，先进制程要美国技术授权，全球供应链就像一张网，每个节点都连着国家利益。 张忠谋比谁都清楚：台积电能成为“护国神山”，不是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而是因为它站在美国主导的科技秩序里。就像他说的：“没有美国的支持，台积电连7纳米都做不出来。” 93岁的张忠谋还在关注行业动态，他的助理说他每天要读三份科技期刊，周末去斯坦福听讲座。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笑着说：“半导体行业变化太快，停下来就会被淘汰。”这句话放在国家层面同样适用——当科技竞争变成国运之战时，每个参与者都成了棋子，区别只在于你愿意当哪枚棋子。 张忠谋的故事像面镜子，照出了全球化时代的身份困境：当个人成就与国家机器深度绑定时，所谓的“根”到底在哪里？或许答案不在血缘或护照上，而在你选择相信的规则里。就像他办公室墙上那句话：“创新没有国界，但创新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