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成功引爆了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与自豪之中。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一则重磅消息传来——赫鲁晓夫离开了权力的舞台。
对于饱经中苏关系跌宕起伏的中国民众而言，赫鲁晓夫的名字承载着复杂的情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的撤离、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些经历使得赫鲁晓夫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成为了一个特殊时期艰难处境的象征。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做出过“有胆量却也易惹麻烦”的评价，而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因诸多决策失误而走向终结，其下台也成为了中苏关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回溯至1954年10月1日，新中国在成立五周年之际迎来了赫鲁晓夫。当时，他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首次访华，参与国庆庆典。彼时，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处于蜜月期，中方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待遇，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苏军撤离旅顺口海军基地、中苏股份公司的妥善交接安排，以及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提供援助的协议，这些合作成果为中苏关系增添了诸多光彩。
然而，在高层会谈中，双方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却悄然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认为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然遭受重创，力量被大幅削弱，就如同“十根指头被切掉了两根”这般形象的比喻。但赫鲁晓夫却持有不同观点，他觉得帝国主义势力依旧“蠢蠢欲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并未消除。尽管这场争论在表面上维持着友好交流的氛围，但却为日后两人在诸多事务上的深刻分歧埋下了种子。
核议题的探讨：迥异态度下的抉择在中苏会谈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关键且敏感的话题——中国期望苏联能够助力中国发展核武器技术，并坦率地表达了“我们也希望涉足这一领域”的想法。
当翻译把这话全部翻译出来后，赫鲁晓夫呆了，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他。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既不能吃又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他甚至直言：“即便将中国全部的电力资源投入到核武器开发中，恐怕也难以满足需求。”
最终，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提议：苏联可以协助中国建设一座小型原子反应堆，以满足科研需求并培养专业人才。
毛泽东虽口头表示“会予以考虑”，但在内心深处，已然坚定了中国要开辟一条独立自主的核工业发展道路的决心。
尽管赫鲁晓夫此次访华在形式上展现出友好合作的态势，但不可忽视的是，双方在诸多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然浮现。赫鲁晓夫倾向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期望以此缓和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而毛泽东则担忧这一政策可能会使社会主义阵营陷入被动局面，进而更加坚定了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战略方向。
在国内发展侧重点方面，赫鲁晓夫将重心放在优先提升民生福祉、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上；而毛泽东则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工业化建设以及国防力量的强化。这种战略层面的差异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使得中苏关系逐渐从友好合作走向了分裂。
在会谈的闲暇时刻，服务员呈上了湖南腊肉、火腿以及茶水等特色饮食用于招待。赫鲁晓夫此前听闻过中国腊肉的独特风味，此次终于有机会品尝。当他将火腿放入口中，瞬间被其鲜美的味道所折服，赞不绝口，很快便将盘中食物享用殆尽。在这轻松愉悦的茶歇氛围中，宾主双方暂时营造出了愉快融洽的气氛。
会谈接近尾声时，毛泽东真诚地询问：“你们是否有意到中国的一些地方走走看看，尤其是南方地区？”赫鲁晓夫欣然回应：“那是肯定的，这里的一切都充满新奇，我们很想去很多地方，只是时间有限，或许只能沿着沿海地区参观一番了。”毛泽东微笑着说：“那就依你们的意愿，想去哪里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最后，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向来推崇自由自在、随心随性地行事，不喜欢被他人左右。”
此次会谈后，中苏双方仍保持着一定的交流互动，多次表达了相互支持、合作共赢以及维护友好关系的意愿。在联合公报中也明确指出：“会谈在真挚、友好且相互理解的氛围中稳步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苏关系已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的亲密无间逐渐被分歧与疏远所取代，两国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踏上了一条充满变数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