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之际无人欢迎，在任之时竟遭人送花圈，然而离任之时却收获了百姓的真情挽留。耿彦波在山西大同的风评转变，仅在短短五年内得以实现。与之同步发生改变的，是大同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直至今日，大同人提及耿彦波，仍有众多期望他回来担任市长的。

耿彦波调任至山西大同，出任大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一职。

到任当日，既无百姓夹道相迎，亦无人为其设宴洗尘。

耿彦波倒也毫不计较，抵达当地便埋头扎进工作之中，着手规划如何改造这座被煤灰沾染得灰头土脸的城市。

当时的耿彦波已然有了“耿疯子”这一外号，缘由在于他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以及他那些令人瞠目结舌且付诸实践的构想。

耿彦波出生于 1958 年 11 月，他并无显赫的家世背景，全凭自身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逐步做起。

1995 年 3 月，38 岁的耿彦波方才担任山西灵石县的县长，也是在此时，他身上“疯”的特质首次令众人深有感触。

身为县长，耿彦波自然肩负着发展灵石县的重任。

灵石县地表之上看似平淡无奇，地下却埋藏着丰富的资源。

一般人的发展思路，定然着重围绕地下资源展开，偏偏耿彦波另辟蹊径。

耿彦波舍弃现成的地下资源不予开采，反倒将重心置于一直被人所忽视的文化资源之上。

而他给出的理由甚为合理，地下资源并非取之不尽，况且灵石县原本就土地贫瘠，不能以长久的隐患换取一时的繁荣。

经过一番分析调研，耿彦波发觉灵石县实则有个“王家大院”，堪称蒙尘的珍宝。

山西有句俗语云：“天下王家出静升”，“静升”所指的便是灵石县的静升王氏家族。

静升王氏家族在灵石县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三百多年，最终形成一片规模宏大的民居群落。

文化资源亦是一种资源，只是极易被忽略，开发得当则百利而无一害，因而耿彦波决意充分利用这古韵盎然的“王家大院”。

但旁人却认为耿彦波“疯”了，不开采资源，反倒要耗费资金去修缮所谓的古宅。

耿彦波力排众议，敲定修复方案，于是如今的灵石县凭借“王家大院”吸引了纷至沓来的游客。

后来主政山西榆次，耿彦波依旧目光独到，又修复了“常家庄园”。

与“王家大院”相同，“常家庄园”为当地带来了数不胜数的游客，切实有效地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耿彦波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决策无误。

在开发文化资源这一领域，耿彦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恰好，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的山西大同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耿彦波得以在此大展身手。

20世纪80年代后，大同煤炭业崛起，靠着煤炭，大同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

然而，巨大利益的驱使，使得煤炭业以外的产业被挤占了生存空间。

等到煤炭资源枯竭，单一产业占大头的弊端显露了出来。

失业人口飙升，精英人口纷纷搬离，环境也遭遇破坏。

大同不仅没靠煤炭实现质的跨越，反弄得自己一身灰，一度被人嫌弃“落后”、“脏乱”和“丑陋”。

街道是坑坑洼洼的，违章建筑到处都是，卫生环境更是令人不敢恭维。

耿彦波回忆起初到大同时，说：“会见到有生活垃圾堆在路中间，污水倒在道上，结成冰，冰是黄色的。”

连大同本地人都觉得，大同与其说是城市，其实更像“大县城”。

当地政府场面话说得多，实际行动微乎其微，至少直到耿彦波上任，大同都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大同百姓早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

大同百姓并不认为来个新市长，他们的生活就能有多大的改善，所以对耿彦波的到来反应平淡。

而耿彦波上任后，半点不纠结百姓是否欢迎自己，第一时间亲自进行考察。

他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马上修路，并时常到施工现场考察。

以往大同百姓想看看市长长什么样都难，那时却能三天两头偶遇出门考察的耿彦波。

修路之余，耿彦波又抓紧时间去了解大同的其他情况，并做出一个令大同百姓震惊的决定。

耿彦波要修复古城，为此，他提出拆迁古城墙内近16万户居民！

拆迁麻烦，而且赔偿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大同百姓当时怀疑耿彦波是疯了，送他一个“耿拆拆”的外号，叫他“拆迁市长”。

对此，耿彦波并不在意，如同从前拍板决策时一样，他说拆便拆。

因为他的为官之道是：“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

比起为不挨骂而庸庸碌碌敷衍了事，他宁愿挨骂干些实事。

随着拆迁工作的进行，有人心中不满，竟然送花圈膈应他，也有威胁的意思。

耿彦波一概不管，风风火火把拆迁提上日程。

在耿彦波看来，没有什么比复兴历史文化名城更能为大同带来机遇。

而且，做出这样的决策，耿彦波是结合了自己在太原的经验和“梁陈方案”。

在太原任职时，耿彦波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

结果也不枉费劳筋动骨的一番改造，太原焕发了新生机。

至于“梁陈方案”，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既保护旧城，又修建新城，兼顾新旧城的方案。

得益于“梁陈方案”，北京古城得到完善保留，同时规划地区发展新城区，两不相误。

耿彦波认为大同十分适用“梁陈方案”，古城就此消失太过可惜，他希望大同也能“兼顾古今，新旧两利”。

为推进拆迁工作，耿彦波常常亲自上阵。

遇上钉子户，他会上门和人讲道理，将有关钱的账目一一和对方算清楚。

一套20平方米的待拆迁房，花5万就能置换一套70平方米的住房。

然后配合的拆迁户还能得到奖励费、过渡费、搬家费，一起算下来，他们相当于免费换更大的房子。

道理讲通了，也就不存在钉子户了。

毕竟住在古城墙内的大多是没钱的人，大部分人的房子又老又旧，甚至有些住成了危房。

不肯搬的人无非为了钱，担心自己丢了房子还倒赔钱。

有时居民与物业产生冲突，耿彦波也管，力求让百姓放心拆迁，搬得心甘情愿。

但部分拆迁问题得到解决，修古城的资金问题又接着砸了下来。

大同若要完成一系列改造，预算至少不低于 600 亿。

然而当时的大同，一年财政收入尚不足 200 亿，除去各项开支，能够拨出的资金未必能够满足计划之所需。

耿彦波斟酌之后，提出举债造城，贷款 100 亿投入工程。

城尚未建成，甜头尚未尝到，便先要背负债务，如此之事，谁愿为之？

大同百姓愿意，耿彦波的种种作为皆被他们看在眼中，他们信赖这位亲力亲为的代理市长。

况且虽说借债，但耿彦波自有筹谋，他预留了 150 亿元土地置换收益，足以让大同偿还贷款的 100 亿。

解决了资金问题，耿彦波便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造城工程之中。

大同百姓时常能够在施工现场目睹耿彦波的身影，他浑身沾满灰尘，在工地巡查时，不像市长，倒似个包工头。

早出晚归于耿彦波而言乃是常态，他常常清晨五六点便出门，深夜仍独自一人在工地检查工作。

就连大同百姓都担忧他过度劳累，哪天会突然倒在途中。

可耿彦波并不觉疲倦与繁琐，他沉醉其中，将现场视作办公之所。

“一线的工作给予我滋养，决策于一线形成、问题在一线解决、业绩在一线创造、成果亦在一线检验。”

大同百姓受耿彦波之感染，对于改造家园也变得踊跃起来，坚决支持耿彦波的工作与决策。

在耿彦波的引领下，大同一改往昔破旧之形象，不单环境愈发美好，百姓的精神面貌亦变得更为抖擞。

耿彦波在任的 5 年期间，大同逐年向好，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大同古城修复成效显著，新城建造初现轮廓，一切皆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

直至耿彦波即将调任他处，原计划拆迁的 16 万多户居民，已完成 13 万户，剩下的 3 万多户居民基本持配合态度。

而当得知耿彦波即将离任的消息，大同百姓纷纷请愿，希望他留下。

耿彦波离开那日，大同百姓夹道相送，举起诸如“舍不得耿市长”“挺你耿市长”之类的横幅。

更有居民高声挽留耿彦波，个别情绪激动者还当场下跪，恳请他继续担任大同市长。

透过大同百姓的反应，足见耿彦波在 5 年之中逐渐赢得了他们的认可。

但无论大同百姓如何不舍，耿彦波还是要离开这座他倾注无数心血的城市。

当然，不单是大同百姓，灵石县、太原市以及其他受惠于耿彦波的地方，同样存在敬爱他的人。

有一批人甚至自称“耿粉”，曾在网上为耿彦波创建贴吧发帖，颂扬他的功绩。

如今耿彦波任职于太原市，依旧勤勤恳恳，亲自考察，他的事迹仍在被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