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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在南昌老工业企业中
“洪都”绝对是老大哥中的“大哥”。
南昌建国后72年的历史。
洪都是一面已猎猎飘扬70年的旗帜。
七十年前的1951年，
南昌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这一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与航空发动机的元年。
当年4月18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温饱还未解决的新中国硬是拿出了60亿斤小米，集中建设六大航空飞机制造和发动机生产企业。
4月23日，
中央决定由华东军区空军所属南京第22厂与南昌航空站合并后建立起来的新的飞机制造厂。
对内初定“321”厂，对外称“洪都机械厂”（1953年改为320厂）。
洪都是这六大企业之一。
回想两年前的开国大典上，
穿越天安门的17架飞机，全部是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为了不那么寒酸，“总理”安排让其中的九架绕回去再飞一次。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让志愿军感触极深，落后就要挨打，当年的新中国太需要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
说是掉馅饼，其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之所以考虑在南昌建厂，
首要原因是南昌原来就有民国时期的“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南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
该厂是1935年，中国和意大利签订合同，
在南昌创建的飞机修配厂，
当时与上海虹桥航空工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并称为中国三大飞机制造厂。
江西师大的老校区就是该厂最初的旧址。
这是“常凯申”偏爱南昌的一个重要佐证。
因为“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当年据意大利人号称是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飞机制造厂。
所以之后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筹建时，
一帮国民党大佬又“叽叽歪歪”说委员长偏爱江西，颇有“吃醋”的感觉。
“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
最初主要仿制意大利飞机，
厂里曾有200多名意大利工作人员。
意大利人衣着光鲜，歌唱得好，但做人不地道。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作为日本同盟的意大利政府立马背弃国民政府，意大利人坐在日军的飞机上指挥轰炸该厂。
抗战期间该厂搬迁到四川，改称第二飞机制造厂。
日后洪都灵魂级的设计师“陆总”（陆孝彭）大学毕业后就曾在该厂工作过。
这也是陆孝彭与洪都最初的缘起。
抗战结束后，该厂又重新迁回南昌。
解放后，人民解放军
接管了尚未带走的30多台旧设备、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楼及一条1500米长的碎石跑道与指挥塔台，成立了“南昌航空站”。
虽然设备和人员大都去了台湾，
但幸运的是，堪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在其姐夫“伍修权”的协助下留了下来。
当年与陆孝彭一同赴美在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留学的徐舜寿，1946年就曾在这个厂主持飞机的设计工作。
他还有个哥哥就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
从左至右依次为：陆孝彭、叶正大、徐舜寿、王汇青、程不时、顾诵芬、汪子兴
解放后徐舜寿去了东北沈阳，创建了新中国航空设计精英齐聚的“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
黄志千、陆孝彭、叶正大、顾诵芬、屠基达、程不时、宋文骢、陈一坚等都曾在此工作，中国航空的祖师爷以及之后几代领军人物当年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设计所，并由此“开枝散叶”。
要论中国航空工业的传承，
几乎从未中断过的南昌最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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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方风雨会洪都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基地几乎全都在东北，大批人才、资金都是去“闯关东”。
南昌“招商引资”能“计划”到洪都机械厂这个“156工程”项目，江西自然十分重视。
1951年5月17日，省委、省政府、江西军区研究决定，成立以省长邵式平为主任委员的建厂委员会，主持建厂工作。
邵式平欣然受命，他表示：
“全力支持建厂，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邵省长不是嘴上说说大话、空话、套话，
他是真抓实干，直接冲到一线为企业排忧解难。
洪都厂内要修建铁路等基建，他亲自去南昌周边各县乡动员，组织人力搞土方；
建厂时洪都技术工人严重缺乏，
邵式平亲自挂帅创建了《江西省技术工人养成学校》，以省长身份兼任学校校长，为洪都培训专业技术工人，这在全国都属先例。
几个月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洪都参与建厂，时任省军区司令员的陈奇涵把自己雪佛兰轿车和司机都调给苏联专家使用。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省委书记陈正人、省长邵式平点将，
时任袁洲（宜春）行署专员的吴继周成为“洪都”首任党委书记和厂长。
吴是“赵刚型”的老革命干部，当年是清华肄业（抗战前担任过清华地下党的领导）。
其兄“吴学周”更牛，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后来中科院院士。
也在这时期：“陆孝彭”同学，解放前同去美、英航空企业工作实习，并一同归国的“高永寿”；
英国留学的航空工程硕士、哲学博士的“张阿舟”也都分配到了洪都。
他们一个是洪都总工艺师，
另一个是主任工程师、设计科长。
日后他们三人都陆续调离洪都去了南京航空学院，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吴继周还长期担任该校的院长和党委书记。
文革后期吴被解放后，又短暂回到洪都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后以三机部顾问的身份离休。
历史更巧合的是，
正当吴继周从洪都调任南京航空学院当院长之际，1956年，K-8之父——“石屏”从南航（南京）毕业分到了洪都。
院长和院士对调，
走了一个元老厂长，来了一个日后的院士。
而早在1952年，清华航空专业毕业的“高镇宁”
也大学分配到洪都。他早年一直在洪都工作，直到1978年调任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所长兼总设计师。
高镇宁在业界被人称为“福将”
他参加过三种飞机的仿制，负责过三种飞机的自行设计，主管过两个国家重点飞机型号的研制，而且所有项目都获得了成功。
在中国航空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1951年建厂到新中国第一架飞机诞生，
陆陆续续有近3千多名各类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调到洪都三二○厂。
建国初期，洪都人才济济，
设备和规模方面堪称全国第一。
为此当年洪都也援建了许多兄弟厂。
所以许多航空企业追溯历史，谈到洪都，
还要尊称一声“老大哥”。
现今如日中天，生产五代机歼-20的“成飞”
当年就是洪都援建的典型代表。
成飞组建之初，除了“沈飞”，洪都陆续调派了2千多名成套成组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
在业界是老大哥，在南昌更是“坐把”。
过去南昌城南，在洪都试飞区域，
所有建筑物都有严格的限高要求。
这种规划限制直到洪都整体搬迁之前才得以解除。也正是这个“紧箍咒”的解除，洪都试飞周边多出了大量可供地产商开发的土地。
老厂集中的青云谱区终于摆脱贫困，发家致富。
1958年建厂的南钢本来历经波折，
选址确定在洪都旁边，可“老大洪都”一看图纸马上发声：“不行，你们的烟囱太高，烟尘又大，不仅妨碍我们飞机的试飞，还会影响飞机零件制造的精度要求”。
南钢只有去了当年还是远郊的罗家集。
“钢铁元帅都能被洪都挤走”，
洪都不是老大，那还有谁能当老大。
但洪都这个牛气冲天的大哥
“偏爱”温婉如玉的江纺。
老徐童年住在江纺，记忆中常能看到一车车的纺织女工，在“接亲”队伍兴奋地敲锣打鼓声中，送去洪都参加单身职工联谊。
“又拖且了几车到洪都”
在我和当年的小伙伴尚在争辩：“小孩是从女人哪里生出来的年纪”，看到听到此类场景，竟颇感不悦。仿佛北宋和金兵又签了不平等条约。
据说当年南京22厂的职工，
很多本是从上海迁往南京，听说又要去南昌建厂，背井离乡，职工颇有些情绪，领导只好安慰：“在你们去的厂子旁边要建一个大型纺织厂，女工特别多，找老婆方便。”
领导并没有“忽悠”职工，
江纺最初选址也的确是在坛子口，紧挨洪都的位置，但后来纺织工业部从安全考虑，认为江纺这个重大民生企业不宜和军工企业靠的太近，结果重新选定在现今的位置。
江纺的担心是必要的，但实际是多余的。
五六十年代，
绰号黑寡妇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欺负我们高炮部队拿它没办法，经常大摇大摆闯入我国。
由于掌握了南昌的“洪都”是U-2必经的打卡拍照点，我导弹部队提前多次演练设伏。终于在1962年9月9日在南昌首次击落U-2，震惊世界。
在打响第一枪的英雄城，竟敢偷窥我洪都，
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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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壮志凌云
1954年2月，
随着苏联雅克-18飞机的全套图纸全部到厂，同时在苏联派来的50位专家的帮助下，洪都正式拉开了由修理飞机转向整机试造的序幕。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为制造祖国第一架品质优良的飞机而奋斗”的口号感召下，全厂上下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使命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每天24小时分三班昼夜作业，
许多职工连续30多小时不离开生产线。
此时的洪都厂区内戒备森严，
生产区与生活区完全分开，四周开始圈起电网，厂里驻有百余名解放军，轮换站岗守卫，就连车间之间的来往都要凭介绍信出入。
全厂处于热气腾腾又高度保密状态。
1954年7月3日下午5时，
这是一个永远载入新中国史册，
激动人心的时刻。两位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首次成功试飞雅克-18（初教-5），
新中国第一架自己制造的飞机，
从南昌开始“凌云起飞，展翅长空”。
8月1日，主席还给工厂全体职工发来嘉勉信：
后来初教五永久落户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洪都初教-5飞机的试制成功，
是中国批量制造飞机的开端。
为中国研制战机积累了技术和经验。
当年为了更好地获取试飞体验，
初教五的主任工程师、时任设计科长的“张阿舟”不顾危险，甚至还坐在试飞员后面。
张阿舟为此荣获洪都编号001的特等功臣，
之后他调去南航担任教授，桃李天下，
为我国航空事业培养出三个院士。
洪都以“初教－5”为起点，
还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第一”。
1958年研制成功的初教六飞机，
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初级教练机，
曾荣获中国飞机制造业第一枚质量金奖。
其系列改进机型一直长盛不衰，
由于安全性特别好，在空军中几乎有“摔不死”的称号！是世界上持续生产时间最久的机型之一，号称“一代圣机”。
客观地说，初教-6的研制成功，
离不开当年中国航空最牛企业沈飞的大力协助。
为了试制初教-6，沈飞当时派了日后的歼-七之父“屠基达”和林家骅带着初稿图纸和20多名设计师来到了洪都，并且上面特意交代，不仅要共同合作把初教-6搞出来，还要带出一批设计队伍。
以“石屏”院士作为总设计师研制的K-8、教-8系列，开创了中国航空工业飞机整机生产线出口的先河；并在2001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以“张弘”为总设计师研制的L-15“猎鹰”是中国第一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一流先进水准的高级教练机。
201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历经洪都几代人不懈地接力奋斗，
世界教练机看中国，中国教练机看洪都。
除了世界瞩目的教练机生产，
洪都还诞生过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这款曾经广泛装备中共空军，在军迷心中神一般存在的战机就是强-5。
1985年，“强-5”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十年后，被誉为“强-5之父”的陆孝彭
当之无愧的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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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洪都来了陆孝彭
纵观洪都的发展历程，
“陆孝彭”的到来，可谓承前启后，
对洪都的意义堪比“毛主席去安源”。
1958年，孤身来到洪都的陆孝彭只夹着一卷强-5飞机设计方案稿。
也有人形容当年洪都的厂长冯安国、
设计室主任高镇宁，从沈阳借调陆孝彭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而江西也因为有了陆孝彭，
在其1995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结束了长期只有江西农大“杨惟义”教授这个唯一院士的历史。
陆孝彭作为民国政府抗战前选派去美、欧航空企业留学实习的重要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到祖国。他和徐舜寿、黄志千被后世誉为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的三大宗师。
1958年，因为初教-6和强-5先后落户洪都。
洪都从螺旋桨飞机进入研制喷气式飞机时代，
陆孝彭的及时到来，
使得洪都获得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翻看许珊著的【陆孝彭传】，
强-5研制过程的曲折和艰辛，种种非议，
期间几次的“上马、下马”，让人难以想象。
当年参与设计的人员回忆：
“用夜以继日、挑灯夜战等这些词都无法表达人们工作的热情与干劲；作为主管设计师的陆孝彭所花费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几万份图样、几万个数据他都要一一核验”。
强-5设计全面铺开之时，正赶上“大跃进”，
遍地都是赶工报喜的佳讯，
可陆孝彭不为所动，力陈不尊重科学的危害性，发现问题后，还果断提出了全面返工。可当强-5试制胜利在望之际，遇到国民经济大调整。
加之六十年代初，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
沈阳112厂一连几年都不能向军方交付合格的战机，厂区停放了几百架因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的新飞机，被人形容成“趴窝机”。
当年主管军队工作的贺龙元帅在112厂视察中，十分震怒，大发雷霆，用手杖点着那些不能飞的飞机，对厂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行业整顿一刀切的背景下，
强-5迎来了首次下马的通知。
陆孝彭奋笔疾书写了万言书，也幸好当年厂领导的支持，做出了见缝插针研制强五的决定。
由此拉开了中国航空史上，6名设计员，2名工艺员，4名工人，1名调度员，1名资料员总共14人，试制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的传奇历史。
为了坚持强-5的研制，陆孝彭带头向樊洁保师傅学会了铆接技术，亲自爬上飞机进行铆装。
可以说如果没有陆孝彭这一传奇设计师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可能洪都不会有强-5，更不会有后世中航工业著名的洪都强-5精神。
强-5直到1969年才正式批量生产，列装部队，
其后不断改进改型，成为我国最具生命力的机种之一。被广大航空军迷亲切地尊称为“五爷”。
陆孝彭后来还为国家研制了被叶剑英元帅称为“空中李向阳”的歼12（世界最轻的超声速战斗机），他用航空报国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心中的誓言：“只要祖国需要，我就能搞出来。”
因为有了陆孝彭，有人评价：
“在六、七十年代军用战机领域，那不是今天成飞和沈飞竞争，而是洪都和沈飞竞争。”
八十年代，陆孝彭应邀到美国考察，
故地重游当年自己实习的麦道公司，面对大洋彼岸先进的科技，在巨大差距面前，他除了惊叹、羡慕外，更大的感受是不安。
陆孝彭直至辞世之前，
他还站在世界航空技术的前沿，
论证、研究着钟爱一生的飞机。
在洪都陆孝彭也留下了他的许多经典的语言：
我是拿事业金的，怎么还能拿奖金呢，
只要让我搞飞机，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办私事怎能用公车呢，
现在这个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
当然还有陆孝彭让老洪都人印象深刻的趣事：
他从来不和女同志讲话，有时不得不讲时，总是背对着人家，或者把头偏向另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