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政光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经历了一段宝贵的人生历程。1976年8月19日这天，我作为沈阳第十一中的毕业生与全市几千名应届毕业的年轻人，在市民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下，乘汽车前往农村广阔天地插队落户。我下乡的地点是辽宁省辽中县肖寨门公社沙西大队。

下乡头两天听老贫农肖庆占做忆苦思甜报告，到相邻的茨榆坨公社小英雄谢荣策烈士墓扫墓。经过短暂的学习和接受教育，我们开始了繁重的劳作。作为在城市生活了十八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我们，来农村插队落户遇到很多困难。首先要过生活关，而吃喝的难关首当其冲。第一次下地干活，我记得是为挖灌溉水渠。中午时分，骄阳似火，我口干舌燥，问老乡哪里有水。老乡一指小河说：在那儿。面对漂浮着水草和鱼虫的河水，我望而却步。在城里我们是生水都不喝的，这混浊的河水怎能喝入口呢？但我口渴难耐，热得头晕眼花，只得俯下身来闭着眼睛喝下河水。

沙西大队村名叫沙沟子。肖寨门公社处于浑河畔，地势低洼，多泥洼塘。大田作物主要是耐涝的高粱、稻子等，而玉米则种得较少。此地农民的主食就是高梁米。当地的饮食习俗是每天两顿饭。我们早六时下地，九时回到青年点吃饭，下午是四时吃晚饭。这对于生于城市每天三顿饭的我们是很不适应的。在家时我最不爱吃高梁米，宁可吃玉米面饼子也不吃它。来辽中顿顿是“红大米”-知青对其的戏称，吃得我胃里直泛酸水。干农活是重体力劳动，每天累得浑身酸软，渐渐我的饭量增大，对“红大米”也吃习惯了，一顿饭就着咸萝卜条子，能吃一大饭盒“红大米”。青年点有菜地，夏天，我们能吃到茄子、芸豆、西红柿等，蔬菜淡季就只能以咸萝卜条子佐餐了。知青王柱春有胃病不能常吃高粱米，但包米面窝头不是天天都有。他很生气，把用饭盒打来的高粱米饭倒在盛咸萝卜条子的盘子里，被带队干部慈师傅看到，挨了批评。慈师傅是朝鲜族人，很关心知青生活，不时想法改善伙食。慈师傅把从家带来两大瓶自做的咸菜放到青年点餐桌上，供大家吃。两瓶咸菜被知青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我是第一次吃朝鲜风味咸菜，感觉味美、爽口，不禁胃口大开，多吃半饭盒高梁米。餐后，慈师傅宣布后天是冬至，晚饭青年点改善伙食，主食是白面馒头，菜是炖鲤鱼。“乌拉-”知青们一齐欢呼起来。

那天早饭后，大伙下地干活格外有劲，因为有晚饭美餐的期盼在召唤。晚上，知青们嗅着扑鼻的鱼香欢快地排队打饭，每人一条鲤鱼，一勺鱼汤。白面馒头用盆盛着放在饭桌上，管够吃。大伙冷丁吃顿美餐，兴奋极了。不算能吃的我，也一气吃了六个大馒头。有人把馒头藏到衣襟下想留到明天再吃，被在食堂门口监视的青年点点长发现，让他们把馒头送回饭桌。一般吃大米饭要等到年节日，但也有例外。一次是“三秋”会战，农作物全部收进场院。“打场”时，为使秋粮早进仓，全体社员通宵夜战。有一天，我胃痛没出工，第二天早上知青们收工回来向我炫耀说：“昨晚伙食老好了，大米粥可劲造。”我后悔得在心中嘀咕。

当地老乡自己伺养猪、鸡，偶尔能吃到肉。我们很渴望能沾到荤腥，却是可望不可即。那天，老乡的鸡鸭遛达进青年点。跟我同年下乡的周军为撵走它们，随手掷出一块石头。想不到石头击中一只鸭子，它立即倒地伸腿了。小周见闯了祸，没了“辙”。大伙七嘴八舌，有的说：“应该把鸭子送还老农，赔礼道歉。”有的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鸭子自行处理掉了事，砸死的不算偷。”最后，不良心态占了上风，鸭子被“留”下。晚上几个哥们儿借用伙房的炉灶，把鸭子煮熟，就着从供销社打来的“老烧”吃了。吃罢鸭餐自己很愧疚，搜刮民脂民膏，无异于“刮民党”。呜呼，天地良心，心中何忍。

不料，几天后经历一件事，老乡的朴实、宽厚着实给我们上了一课。那天，五小队的老乡来青年点请他们小队的知青刘超英去吃饭，因他家杀了猪。他家的猪说来还是知青“帮”着杀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刘超英在地里看青，一只猪跑到田里祸害庄稼。小刘驱赶猪，手中的镰刀飞出，正中猪脖子，猪立马“牺牲”。老乡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小刘，在把猪收拾完煮好后，还来请小刘和知青去吃肉。老农的质朴、善良，此地的民风纯朴，让我们特别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