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华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名叫水磨砭，顾名思义，像一块光秃秃石磨的地方，土地贫瘠，村民贫困潦倒。全村共有16户人家，男女老少86口，种着700多亩山地，一天10分工（一个男壮劳力的最高日工资）折合人民币7分钱，人均一年的口粮只有160斤毛粮（带皮的）。
据村里人讲，20世纪30年代之前，这里还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红军北上进入陕北之后，人口的骤然增加，过度的垦荒和大生产运动，加上后来的大炼钢铁、割资本主义等运动，短短几十年，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到处是裸露的山脊，一眼望去，不但没有了树的踪影，连草都是稀稀拉拉的，脚下的黄土风化得松松软软的，人走在上面，马上腾起一片烟雾，就像大风刮来一样，村里的人从来极少用“走”这个字，一般都用“刮”，如谁家的婆姨刮上来了，意思就是上山来了。在这里用“刮”比“走”字更贴切。春天种地时，要先用镢头把土掏开，大家一字排开，从右往左依次移动，只见黄土不见人。
水磨砭依靠大山，村民住在两排窑洞中，一排在山下，一排在半山腰。村前有一条河，是延河的上游，枯水期时的水量只能没过脚面，就是在丰水期水也不深，最多至腰部。因此，河上没有架桥，只有通向对岸的一字排开的巨大石头，石头与石头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一般的人不费力就可以跨过去，这也是村里人每天下地参加劳动的必经之路，经过无数的踩踏，每块石头都光溜溜的，经常会有人滑入水中。小河在村前的落差处形成一个小型瀑布，夏天最炎热的季节里，我们常常站在瀑布的岩石上冲凉，这是最惬意的时候。村子附近的地就靠这条小河灌溉，而生产队大片的土地则靠老天，因此，当时政策容许的“自留地”都分布在村子附近。打下的粮食补充了口粮的部分不足，地边上的小片土地就可以满足蔬菜需求，最常种的菜是土豆、架豆、西葫芦、大白菜和各种萝卜等，产量高且易保存，我们种的一颗西葫芦先后结了22个。我们也种西红柿、黄瓜、茄子等，种它们比较辛苦，不但要勤浇水，还要定期施肥、打叉、搭架子，否则就会前功尽弃。老乡一般舍不得 拿出自留地种这些产量相对较低、占地多，且又不能填饱肚子的蔬菜。夏、春、秋三季，我们吃水靠河对岸的一口泉水井，冬天里，泉水就干涸了，全村的人只能饮这条河的水了。陕北是少雨干旱的地区，水磨砭的自然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山里的许多地方只能吃窖水，就是把天上下的雨水用地上挖得坑窖存起来。吃水都困难，用水就不用提了，老乡从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衣服从新到破没洗过，知青洗衣服常常只洗不清，因为没有水。比起他们，我们已经在天堂了。不过我们这里的老乡也没有洗衣服和洗澡的习惯，甚至也不洗脸。秋天收割了庄稼，要人工脱粒，在有风的天气里，先用梿枷（一种工具）把果实从秸秆上打下来，再用木锨扬向空中，叫扬场，因果实重而秸秆轻，风就把它们分开了，扬场的人一天下来，满身满头都是土，第二天上工，有些人脸上的高光点处都干净了，低处依旧，想必是被子和枕头的功劳。干活出汗，衣服两天就有汗碱在上面，熬到第三天总要洗衣服了，老乡总说我们衣服没穿坏都洗坏了，后来发现我们的衣服不但没洗破，反而洗过像新的一样，一些婆姨、女子也开始相信洗衣服的好处了，但当地没有肥皂和洗衣粉卖，只有公社所在地镇上的供销社才有的卖，不过对于农民而言，显然太奢侈了，农民赶集时到镇上供销社，最常买的只是大粒盐和灯油。1969年，传闻“沿海”要打仗，大家恐慌起来，供销社的盐一下子脱销了，原来是误会了“盐海”要打仗，正好那时陕北吃的盐来自一个叫“盐海”的地方，不是海盐是湖盐。
夏天的大暴雨常常引发山洪，山洪暴发非常可怕，我曾经历过一次。一天，我们正在山上干活，忽然远处出现一种轰鸣声，有经验的老乡连忙说：“快往回跑吧，暴雨要来了，如果有山洪，我们就过不去河了！”我们刚过了河，暴雨就来了，白茫茫一片，随着轰鸣声越来越大，直到慑人心魄，十几丈高的水头怒吼着塞满了河道，急速向下游狂泻而去，水头过后，浑浊的水里漂满了从上游冲下来的东西，树木的枝干、死了的牲畜等，每年的洪水都会带来上游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村里的人早已严阵以待，用早已备好的武器-前头带有金属钩子的长长的杆子，去打捞水里的树枝，在河道的转弯处，那些树枝就会被崖面挡住了去路，速度也减缓下来，据说，这样的收获可以烧几个月。在此之前，我只认为，火灾在自然灾害中是最可怕的，因为人逃生的希望很小，其实水灾也是非常可怕的。山里的地上有许多来历不明的洞，大小不一，深不可测，我们曾经向下扔过石头，居然没有回音。也曾问过老乡，没人能说明白，听说有牲口掉下去过，也是不见了踪影，不知这些洞究竟通向哪里？又是怎么形成的？在山洪暴发时，所有的洞都会向外冒水，洪水裹着大量的黄土，所到之处，全部被掩埋。
